2月15日
    经过几天奔波，列车在早上终于安全到达目的地——北京。从17度的福州到零下7度的北京，刚从人潮拥挤的火车下来，只觉一阵冷空气迎面袭来，随处可见呼出的热气在每一位旅客的嘴角袅袅升腾，冰冷刺割着裸露在外的肌肤，最先感到麻木的是拧行礼的双手，以及鼻子和耳朵。好在拥挤的人潮热气充溢其间，冲淡了寒气。
    中午时刻，终于找到旅馆住下。旅馆的生意冷清。老板为了留住客源，来者不拒，住宿收费还有优惠，我们落脚的小屋，面积不大，但有暖气供应，这对我们怕冷的南方人而言，至关重要。屋内有两个床位，还有一个烧热水的铝壶，还有一台12寸的小彩电解闷。比起住在地下室的那些命运的同路人，我已经很满足。此时，我心存感恩，接受上帝为我安排的这一切。
   
   2月16日

    早上，我前往汽车南站左侧胡同里的最高法院接待室。转入胡同，两侧围墙角已经成了访民临时的家。他们三五个一群，或窃窃私语、或烧着早饭、或躺在“床”上，这些访民的“床”，只是几片木板，一张破被褥，上面满布污渍和破洞，这些残缺的被褥勉强帮他们在抱团取暖抵御严寒。有的被褥上面还盖着一张不透风的塑料膜。这些“床”和我们的诉求一样的坚强，变成我们此生的生存底线，我们饱受霜风苦雨是因为我们还相信这个政府，相信在法律的框架，能给我们一个说法，还给我们应有的公道。
   

   

   

   

    我在心里，想像着他们是怎样度过每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情不自禁地打着寒颤。每年到北京，路经最高法接待室门口的胡同，都能看到熟悉的面孔，还不断增加着新的面孔。这些弱者坚定地捍卫自己个人权益的过程，不是体现着一个国家国民的素质吗？他们身上屡败屡战的执着维权，不正是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吗？为什么政府要漠视他们？要动用浩大的行政资源驱迫他们？
   
    8点20分，我在最高法接待室顺利领到《来访人登记表格》。今天领表的的寥寥无几，交表的人也不多，填表大厅坐着等待接访的访民不多，也有不少衣着光鲜的人在大厅里来回晃动。比起以前，不管是访民还是截访人员，明显少了许多。
    9点，我前往与最高法接待室相邻的全国人大和国办信访室，一路上，三三两两流动的访民，朝同一路线碎步急行，虽然他们额头上没有写着“访民”二字，但从他们的神态，他们的衣着及挎包，都能看出端倪，只要你用心观察，大抵上可以判断哪些是来自北方，哪些是来自南方，但他们都有共同的名字：访民。
    靠近国办和全国人大接待室人行道一侧300米处，停靠着吉、鲁、豫等牌照的专车，车身上标有法警、法院、公安等字样的公车。那些站立在人行道上的，有穿着军大衣，有穿着公安警服，也有穿着华丽外衣的，他们好几个人聚拢在一起，时不时围住路过的单个访民，盘问着，拿访民寻着开心，在访民仓皇逃脱后，他们对着哪些狼狈不堪的身影，大声放肆地发出哈哈的嘻笑声。他们也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截访人员。
    快到接待室胡同时，看到十几个人围成一团，其中有几个截访人员对一个正要去接待室的河南访民大打出手，有截访人员假意劝架，抱住年纪约莫50开外的这个矮小访民，“劝架”的人虽然拉着那位高大的30来岁的年青小伙，但这个小伙子的拳脚总能时不时地够到被打的访民身上。路上的人看不过去，仗义执言两句，那小伙才灰溜溜跑掉，河南访民心有不甘，挣脱控制追出十几米，听到后面有人喊：行礼材料还要不要。这位河南方面才收住脚，返身默默的哦背上行李，毅然决然继续前往那个信访接待室，那个形同虚置、转办踢球的信访部门。
    全国人大和国办信访室门口有三五个保安把守。要进入胡同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件；要进入全国人大信访室，须持省、市法院判决书。还要检查随身包裹，问包里带水果刀、刀片等危险物品了吗？接着包裹还要过安检，访民同样要过安检门。工作人员还要摸捏你口袋里的物品。确认你没有外在危险性，才允许步入狭长的胡同。
   到标有领表处的大厅，出示了判决书和身份证，里面的人问你是第一次来访吗？如果回应不是，就会递给你半张A4规格的《重访登记单》。人大接待室分工明确，领表、填表、交表各有专门大厅，法警会让持表格访民进入填表大厅，只有持填好表格的访民才准许迈入交表大厅。流程设计科学精致，一切显得井然有序。这架势，显示着被用在明处的纳税人的钱的表面功效，就像是真的要准备上场打仗，解决问题的。但是，北望王师又一年，多少访民的一生体会上访效果也仅仅到此为止。他们还要再次前来，可能一辈子要一次一次地前来，走完这里的程序，得到已经批转的答复。他们什么时候才不比前来呢？
    再往里面走，国办接待室门口，驻足停留着许多人，有群体性上访的当地政府就在此门口现场协调，讨价还价。有经验的访民深知过了这个村，就没了那个店，他们积极地回应着，希望自己此次北京之行，地方政府迫于压力，能妥善解决问题。
    要进入国办接待室领取表格，得出示身份证件。我领了表格，隔着玻璃门可以看到国办大厅里人头攒动。今天交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我只好打消交表的念头。
    步出全国人大和国办接待室，看着人行道上来回晃荡、悠闲地晒着太阳的各省市截访人员，几百米人行道上密密麻麻布满他们，这些庞大的队伍背后，有多少资源在支撑着？他们每年要耗费多少纳税的血汗钱，他们住宾馆，吃香喝辣，如果把这些巨大的截访费用和精力，花在解决访民的问题上，我们社会会少多少为讨一个说法，常年往返北京的访民？会少多少颠沛流离的家庭？我们的社会会少多少人间灾难？
    这些困惑使我联想到前几天火车上遇到的那位江西籍营销女士的一段话：一个小偷被一名警察当场逮住，小偷笑着对警察说：自古警匪是一家，如果没有我小偷的存在，警察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警察我可见多了，还有将我押到半路，掠走我身上刚得战利品就赶我下车的。说白了，你们是持有“合法”牌照的流氓。
    是访民给截访人员提供了就业机会呀。
    我弟弟吴昌龙等人成了替罪羊的遭遇。不知谁得了真凶的好处，才不遗余力合力导演了这起伤天害理的“福清纪委爆炸案”的案中案。难怪有人放言，在福清，没有摆不平的人和事。一起冤案创造多少的GDP！创造多少的先进和模范！创造多少提拨升迁的工作业绩！
    我在网上就看到一则奇闻：某省有一截访人员，当辖区访民进京后，他总是卖力地将访民截回。有一次，有省领导前来视察，当地访民竟意外得到该截访人员通知。访民困惑不动，认为其不怀好意，最后这位截访人员说：如果没有访民，要截访干啥用？
   
    访民和截访人员的“鱼水情”间是有惟妙惟肖的关系和生存规则的。还有黑摩的司机，他们的辛劳养肥了交警，他们以割韭菜的方式不断地收割着摩的司机血汗。有的地方还规定：一个月对摩的司机的罚款不得超过规定的次数，若是逮着了超过罚款次数的摩的司机，应该不做任何处罚放其回去，只待韭菜长长了，再割。
    中午，有访民告知：听说最近到国办和人大登记的访民，大多有进无出。听到此讯，暗自庆幸自己今天没有直接排队登记，仅领张表格就走人。
    下午，我正在旅馆填早上领回的表格，从旅馆通道上飘来带“截访”字眼的杂音，我的心猛的一沉，各个部门都还没走呢，这么快截访就找上门来了？我最后只能拿定主意，既来之则安之，我是依法上访，何罪之有，犯不着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一切顺其自然吧。
    花了三个多小时，才填完从最高法、全国人大、国办领回的3张表格，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回忆，叙说这我弟弟吴昌龙等人遭冤8年的过程。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留有我们含冤的泪水；每一则材料都是我们苦难凝聚而成的；每一个历程，都是我们用脚步丈量过来。
    傍晚，找旅馆老板问昨天未修好的热水器修好了没有？老板皱着眉头说：你花20元怎么可能享受标准房的待遇，那样我们不亏惨了？旅馆老板的变化，缘于今天客源饱和。对此，我不断从另一方面自我安慰，若是不是昨天旅馆生意清淡，也许还享受不到有暖气的床位，只花了20元。
    晚上，在公用洗漱处洗头时，听到旁边房间传来女性的说话声，我心想，等里面的人出来，不妨问她们可否借热水器一用。不一会儿，有位中年妇女出来，她说她住的不是标准间，还说自己是来旅游观光的。但从她的神态和穿着，我觉得她有难言之隐。中年妇女顺便问我来京所为何事，我笑了笑，说：也许你我都是同路人。她马上脱口而出：你也是上访来的。说完我们相视一笑，压低音量，彼此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原来她们一行五人是为社保问题上访，访龄一年多了。目前一切都还在茫然无绪中。
   
   
   200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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