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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中国的盐 ——四川大地震四十日祭
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头，任人践踏。
——《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
一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
四川大地震，再次让世人领教了这两句符咒式的箴言。
人类从上苍那里领受的命运，各不相同。有的人群世代挣扎在蛮荒、贫穷和战乱中，有的国家自古以来就占据着膏腴沃野；海洋民族天然富于冒险进取精神，同时对大海与星空的深邃浩瀚满怀敬畏；沙漠戈壁致人于内心苦修，衷心企慕来世与天国；东方、中国，似乎注定了须历经灾难、痛苦和浩劫，才能感受造化的奥义，才能领略冥冥之中隐而不显却无时无地不在的天意，谓之：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如同犹太人这支上帝选民也必是世上的盐一样，四川也是中国的盐。不仅在修辞学的隐喻中，而是在最原初最古朴的存在意义上，将四川当成中国的盐，都是恰切的陈述。
“蚕虫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只有在四川，李白这样灵心特异的诗仙，才能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喟外，洞察到某种苍茫的命数笼罩在这沧海桑田的神奇作品之上。亿万年间，经寒武纪、志留纪、震旦纪、三叠纪、白垩纪等动以千万年为计的地质年代，在“加里东运动”、“印支运动”、“燕山运动”等亚洲地壳沉浮和气象万千的造山运动合力作用下，喜马拉雅山持续升高，像一位君临万物的万神之神，居高临下俯瞰尘寰，四川万千水流则合力切穿巫山万壑，汇成三峡长江水系东奔太平洋，四川终于完成其惊天动地的沧桑之变：由海洋盆地演变成湖泊盆地最后固化成养育了亿万生灵的陆地盆地。
这口“紫色盆地”的最大地理特点，在于它处于中国第一、二、三台阶分际处，这片由四条长江支流而冠名的地质结晶，由世界屋脊向东或急剧倾斜或绵亘迭宕的地理界线，正好也是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与“蛮夷狄戎”阡陌交错、中原儒家轴心文化念兹在兹必行“华夷之辩”的文明冲突－融合带。这种地理－文明界线的重叠契合，赋予四川某种特殊而神秘的天命。
自李冰父子顺天应人、贡献其不朽的“非坝水利工程”都江堰于天下之后，四川便成千里沃野，号称“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称美“天府”，同时成为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兵燹要地。张良、诸葛亮曾将四川作为进退有据的基业之地，唐玄宗、僖宗先后避乱成都，最为后世乐道的“三国”蜀中故事，诸葛亮在其《隆中对》对四川的定位，都记载了“天府之国”对于“天下”日益紧密的关系：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固之，以成帝业。
从地理－历史－文化沿革看，与北方中原大一统中央集权传统和湖湘荆楚巫道逍遥之风不同，四川自成一统的格局和独具的气象，空间的阻隔和时代的差序，使这片与法国同大的土地，常在浑然不觉中扮演某种出人意表的角色，而令历史学家诧愕不已，几度演绎了难为庸常智性所能理喻的历史大剧。
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殁于合川钓鱼城，致使蒙古最高权力形成真空。大规模、大面积入侵欧亚、兵临莫斯科的各路蒙古军队纷纷回撤争夺汗位，欧洲的历史方得以按后来的轨迹发展。世界历史如此这般演变的实情是，令欧洲惊恐万状的“上帝之鞭”折戟四川，蒙古帝国征服世界的路线发生偏转。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将其首都从哈拉和林迁到北京，从陆路侵略印度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蒙哥另一个兄弟旭烈兀则渡过奥克苏斯河，横扫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攻占巴格达、克阿勒颇、德黑兰和大马士革，蹂躏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和堂弟、俄罗斯金帐汗国大汗别尔克以及另一名堂弟、突厥斯坦大汗海部等先后挑战蒙古帝国汗位，引发了长达40年的蒙古各部落内战。
从成吉思汗到窝阔台到蒙哥，蒙古铁骑沿伏尔加河、多瑙河、莱茵河、波罗的海和亚得里亚海征服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以及德意志、法兰西乃至整个欧洲的战略路线图从此改观。其结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莫卧尔王朝和拜占廷、波斯帝国连同俄罗斯在内的全部欧亚结合部陷于数百年的历史停滞，惟有西方赢得了近三百年的喘息之机。欧洲由此突破中世纪的厚重帷幕，开始了以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为先导的现代文明进程，并且把这一进程推进到今天，推广到包括中国、四川在内的整个世界。
四川不过因应形势，耗费二十年光明修筑了一座钓鱼城，忝列四川制置使驻地，合川人用自己的铁肩、钢腿和金腰垒筑的城池，竟坚持了四十年的“合川保卫战”，虽然没有扭转蒙元最后征服中国的大危局，却在浑然不觉中改变了世界历史版图。
没有一个欧洲人会感谢四川，也没有一个穆斯林会忌恨四川。天意从来高难问，四川的全部荣耀和悲情，都不会轻易示人，——事关天意。
无论马可·波罗、利玛赛对中国的“发现”还是托勒密的地理学说、麦哲伦、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甚至帮助中国建立现代海关的赫德、率先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海·约翰以及推动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协助创立中共的鲍罗庭、马林、巴甫洛夫等共产国际代表，都从来没有将其视野真正投放到中国的腹地，“中国的盐”依然陌生、苦涩、神秘。
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欧风美雨东渐，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东西部文明距离日益拉大，四川晦盲否塞，落后不开化也日益明显，直到日本明治维新成功，中国1840年以来受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才渐为东来岛国的逼迫所取代。四川自成气象的盆地历史也才告终结。
1895年甲午战败，三年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首次提出“迁都”之议。他声言，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这位维新领袖虽为广东人，却第一次把其建都立国的眼光投向古代“益州”，四川开始为东南新派人士所注意。
辛亥革命前夕，四川保路运动蜂起。1911年11月23日，川东重镇重庆率先独立于清朝，成立“重庆蜀军政府”。孙中山指出，“四川前后运动起义者甚众”，盛赞“惟蜀有材，奇俊瑰落，自邹（容）迄彭（家珍），一仆百作，宣力民国，厥功尤多。岷山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狱，俊哲挺生，厥为世率。虏祚既斩，国徽永建，四亿兆众，同兹歆羡。”
中国近代风雨如晦，充扩不开，最宿命的阻障，乃是“一衣带水”的日本，日本现代工业化造成的新的国族观、亚洲观和世界观。对于日本，侵略并征服支那（中国）乃是日本实现其“大亚洲主义”，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的题中首义。对于中国，这意味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危机，仍是“亡国灭种”至于斯文扫地，率兽食人的天下之亡。中国若不愿臣服日本帝国从而永久丧失其国家和文明，就只有一种抉择，举国举族举土之力以抗日。对于四川，则意味着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北伐东征诸历史大事中因为地缘关系而基本置身局外的历史宣告结束，四川“天府之国”、“四塞之地”的地理环境再也不能维持一个“独立王国”，历史之手冲决自然屏障，四川从此开始成为“中国的盐”。
二
与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一样，中国抗战最高当局都不是四川人，但都把四川作为中国抗日大后方和国民革命根据地。蒋中正为浙江人氏，在民国初年就提出“蜀粤并重”的思想，认为在中国各省中，只有广东和四川能作“革命根据地”，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而且“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感情，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
从1934年10月始，专负国防和军事部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中正，以“追剿红军”为张本，巡视了西南西北十余省，策定四川为抗日大后方的抗战方略。
1935年，蒋中正在重庆以《四川应作复兴民族的根据地》为题作公开演讲，“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国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
同年8月11日，蒋氏在峨眉山军官训练团再次强调：“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
同年10月6日，蒋中正又在成都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上作题为《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演讲，再次强调四川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特殊关系，再次强调“四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
同年10月8日，蒋氏又在重庆以《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为题公开声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精华和根基在长江流域，四川既居长江上游，又有本部各省中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决定整个国家的治乱。他公开指出，在与日本大战爆发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出现伪政府，但只要四川能安定，腹地能建设，中国一定不会灭亡，而且定可复兴！他明白无误地宣称：在中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无论中国的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出现什么乱子，只要大西南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即使“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1936年，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对日作战方略在中国参谋本部拟定的《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得以明确表达：“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从此，四川正式成为“抗战中国的盐”。
自从四川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中轴、重庆建为中国战时首都后，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目标，便是攻略四川、占领重庆，彻底结束“中国事变”，再根据亚、欧战局演变，决定“南进”、与美英西方列强在西南太平洋开战，还是“北进”、与德国从东、西两面夹击苏俄。
1942年5月19日，日本南方军团顺利攻取东南亚与西太平洋诸战略目标后，曾禀报日本大本营，称“南方军之战略任务已经完成。”大本营接受“中国派遣军”意见，制定进攻四川的大战略，定名为“五号作战计划”。拟在日本国内征派23万后备军，归“中国派遣军”指挥，特别从南方军总司令部调派日军第一战将冢田攻中将，担任攻略四川先锋指挥官。
日军拟特别组建“第五方面军”，统一指挥第二、七、二十八军，共十个师团，先由山西、河南西渡黄河，西攻关中平原与陕北，在击溃延安与西安的中国守军后，其锋芒向东旋转，越过秦岭、巴山，沿蒙古军队故道直取成都平原。另外由武汉十一军五个师团，从宜昌溯江西上，强力突破华军三峡防线，直接攻占重庆。一旦四川失陷，国民政府要么再向西康、西藏一带撤退，沦为地方游击政府，要么向日本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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