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对于人多的力量和弱点，孔夫子可以说再清楚莫过了。老先生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又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双重教诲里饱含一种系统的智慧。“三人师我”引出“人多出韩信”、“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等见识，心智君子“教治”劳力小人，可以说是世界上较早的精英政治思想。

   由孔子而始的儒家仁义道德智慧，应该是充分肯定人多的意义的。“仁”字拆开写，便写成“二人”或者“人二”。在儒家看来，有仁义之心的人不是个体户而是关系户，人的本质不在于自我的存在、延展和实现，而在于跟着超我走，人际关系和睦安稳，这便是仁。“义”是“仁”的展开，就是孟夫子所谓“仁政”——采纳君子的统治之道：“贵民”、“为民”。由孔孟之道而来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其实就是建立在古代农业人际关系之上的家政管理思想的推广。

   儒家“仁义”思想说千道万，其实不过在讲大人—君子如何跟小人—庶民和睦相处。在儒家看来：小人和庶民都是劳力者，脑子进水比较多，就是“筷子式”的人，大同小异地悲戚地生活，整天闹哄哄、忙乎乎却不知道为何活怎么活；大人和君子是劳心者，脑子被读书启蒙而知书达礼，如同把筷子捆绑在一起的绳子或让筷子可以发挥夹菜拨饭功能的手指，担负着家庭和社会的判官和教师，给“筷子人”立规矩和教诲他们听话懂事明理别整天没结果地闹哄哄、忙乎乎。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定位在人的二角关系中，充当一个具体角色，父母、儿女等，各自根据其名位履行为他人服务的角色义务。

   儒家的结论是做人要做严格“讲礼”的“仁人”“义士”，即做个在群体——家庭、学校、帮会、国家——中有爱心肯履行“爱他人”的生命义务的好人。好人是具体的，做个好父母好儿女好兄弟好夫妻，才会有儿孙满堂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做个好君主好臣子爱民如子忠君如父，才会有举国安定四方来朝天下归附的大国家。仁人义士好人君子，共同的特点是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国睦天下宁……儒家如此教诲中国人两千多年，和为贵之家和万事兴、国睦天下宁成为多数人的共识。欧美人合作主要为成功致富，所以重视权利而走向自由、平等和博爱。而中国人合作主要为秩序为安稳，于是重视义务而走向教礼仪、定名分和讲尊卑。由于教礼仪定名分讲尊卑，中国人凑合就需要第三者“撮”，像对待“筷子”，撮合地被安排“在一起”，安排夫妻“住”在一起，安排与会人员“坐”在一起。古代如此，前现代的当代还是如此。尽管中国推行自由恋爱也有百年历史，家庭却依然很多第三者撮合的夫妻。

   “筷子”式合作，我们不可以断然否定。在历史上，这种合作方式促进了大家庭大民族大党派大国家的形成，保护了华夏子孙在几千年天灾人祸——干旱水灾、起义叛乱、外族入侵——中没有成为沙粒或树叶被狂风吹没影，没有成为蚂蚁、昆虫被蹄脚所践踏。但“筷子”式合作的弱点也很显然。它通过仁义教化贵“和”息“争”，竭力遏制人性恶的一面，用君子榜样和教育来引领社会的道德走向，这就要求君子儒的历史风范一点也不能变异，一旦变异让小人儒暗流奔涌到地面上，中国人合作之灾便来临。

   筷子无意去改变自身长短。人因为利欲本性，却是普遍要争名分高低和改变尊卑关系的，不能明争必然暗斗。中国人从唐朝开元盛世之后，心难合作日益凸现，和睦越求越是镜花水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