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共产党”我的心灵之旅/上海冤民杜阳明 /中国上海暴政网

在中国大陆的上海，每逢周三的上午，就有数百成千的人群，聚集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大道200号，即上海市人民政府人民信访处。同时，临场戒备的信访值班车、警备专用车及各种警车，布置大量警察势同如临大敌，这些泯灭良知的专政“机器”们，经常群体性公开出手打骂访民，视访民们当做“牲口”一样来回“赶”着，该“景观”成为上海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我就是其中一名及其普通的访民，也是在数件侵权事实的逼迫下，导致无路可走才会做上访维权的公民。如：1、1993年我73岁的母亲朱宝莲，（原在共和新路245号，租用私房开设培大食府），遇到市政动迁，没有得到任何安置与补偿；2、1999年“东四块”旧区改造建立了城上城小区，是以市政动迁的名义剥夺了我的回搬权；3、1973年7月1日，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施工工地发生死亡事件，我继父被吊车惯性撞死，该公司99年底单方面撕毁工伤死亡协议，从而侵害了我母亲的合法权益；4、2000年初，“中房”动迁组无视被拆迁人与租赁方债务纠纷，单方面解决租赁人的补偿，从而再次侵害了我母亲的合法权益。

问题是：这些“法制”究竟是怎样体现的呢？我们是生存在这种社会的最底层，仅拥有小小老百姓最可怜的一点点财产，但是在中共上海地方权贵利益集团之下，是根本得不到所谓是“法制社会”的保障，若要由我老母亲去追讨公道，那么无疑就是加速老年人走向自己年限的“归路”。为此，我毅然接受老母亲签署的委托代理书，在她老人家的授权下依法上访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我从此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乃至身受无数次的变相传讯、十天非法监控、无数次的非法软禁、十七天的遣送、刑拘三次共68天、劳教一年半、刑事判决深陷囹圄二年半，其中受尽中共上海黑监狱对我施展种种的迫害，如果我在有生之年不予揭露的话，那么，无数的为社会争取民主自由者、为维权抗暴而牺牲的英烈们，为了不再继续倒下平白无辜地白白的去送死了，为了抑制中共上海不人道的黑社会与黒监狱对无辜者滥施酷刑，今天我能活着回归就是肩负着一定的责任感，要以亲身经历来揭露中共上海黑社会与黒监狱的事实真相。

二、中共上海政法委及其行政方恶意对我的构陷

二年半前，中共上海地方政法委正是被上海帮权贵集团的爪牙陈良宇控制下，以市政法委书记刘云耕、副书记兼政法主任吴志明为首者的，掌控了上海市公、检、法公器中的生杀大权，把我因屡次上访北京维权视为动摇它们统治上海的基石，从此我被这帮权贵们圈为“钦定”的重点，作为坚决予以打压的主要对象。

2006年6月2日中午，我从上海市人民大道200号，（上海市人民政府人民信访接待处）回到家中约半小时，街道政法委书记陈忠打来了电话，证实了我在家就将电话挂断了。当时我就知道居住地已被监视了。当我走出家门时，被芷江西警所民警周叙（音同）带着两个便衣守将我拦住，他说：“等一会新来的所长要与你谈谈。”

这时，来了一位中等身材的男子，周叙立即介绍了“他是新来的所长”，要求进屋谈谈。我回答：“为什么要到我家里谈，这里可以谈”，该“所长”答道“需要搜查”，我要求请出示证件，他拿出警官证扬了一下，我看到证上的名字叫“赵静”。我再次要求出示“搜查证”，他便拿出一本空白拘票说：“你不配合，就给你开拘票”。这时小区保安过来干涉这些便衣，“赵静”无奈地又一次出示警官证。这时物业经理将该保安员叫走了。“赵静”对我讲“不要那么对抗，事情总要解决的，跟我到所里去谈谈”。我提出等妻子回来，遭到拒绝后，只得将钥匙留给小区的保安，并要保安记下警号，随即我被强行拉进车，被直接送进了闸北区的看守所。非法拘禁二小时后，芷江警所派来了四个便衣，便将我抬进该大墙内，即三号楼的四楼过道内，从此进入了长达二年半的冤狱生涯。

（一）在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区分局看守所

1、制造故入人罪的舆论

当我进入每一监房，事先早已有了既定的舆论，把我说成是“无赖”，已有人使罪犯们都知道：共产党要我死！

20006年6月2——6日，我在10号“刑拘”监室，同月6日又被转移到8号“逮捕”监室，（同年7月10日，才收到7月8日发放的逮捕通知书）。因为我上访维权就被捏造成是跟共产党对着干的死党之一。

2组织上有准备

（1）所有进入8号逮捕间的“疑犯”，都经过挑选。我被推进8号逮捕室，警长戴海忠问“疑犯”张海波，你知道进这间房规矩吗？答“知道”。

（2）狱室的室长是个犯人的“头”，他配有“理论家”一人，打手二——三（人），组成一个最基础的“管理层”。其余人都必须心领神会这种代理“狱方” 的意图。用疑犯管理上访“疑犯”，说白了就是将我置于疑犯们的严管之中。

（3）平时允许采用不择手段的措施，如：狱方有意关闭三号楼第5层的楼面，故意压缩必需的生活空间，以制造矛盾后让警察来装“榫头”。这是世界上居住最拥挤的地方，最多时有27人，同住在长7米宽2.8米不足20平方米的房间，再扣除水池与厕所的面积，大家都没有床铺，只能睡在地板上，还是不到17平米的木板上。在不合情理的安排下，即使侧身睡也睡不下这么多人。这样硬要27人挤在一起，随时都会发生自然冲撞的现象，这是狱方为今后故意地制造事端存心设置的条件。

3具体实施的虐待

（1）在每天上下午，只有两次的送水中，故意限制饮用水的用水量。“狱室长、理论家、打手”疑犯们，用大号可乐瓶将限量的水一抢而光，自己喝不完的就倒掉，而给我的盛器非常小，每天只能轮到两小杯的水，远远不能满足我糖尿病人的需要。

（2）每天的伙食由疑犯张猛发分发，给我的菜的量是最少。我身患重度糖尿病，是不能用饭来作为补充每天必需的食品。由于菜的量太少了，长期如此就造成了严重的营养不足。

（3）可恶是嫌犯们故意将我的被子弄湿，使我无法安寝，在狱方的包庇纵容下，使之 60开外的我，难以追查这是谁在有意干的坏事。

（4）人老了易于惊醒，每晚疑犯们上厕，用跨障碍与故意绕远路的方法，用不合常规的方式从我身边走，将我吵醒后使之难以入眠，而且天天如此。

（5）我晚上睡不好，白天就要打瞌睡。疑犯们趁机大敲地板，大声吼叫，或者故意摔倒在你面前，甚至用肢体碰撞与有意进行骚扰。

（6）他们互相用纸织成小形的三角物，用橡皮筋弹“纸弹”，或故意做出各种样子的惊险动作，目的是达到让我心惊肉跳。

（7）他们把吃剩的饭菜，从背后撒在我的衣服上，谁都不予承认。

（二）中共上海黒监狱对我的故意伤害

从中共上海黒监狱的看守所的管理模式，利用犯人管制我（即犯人管理“犯人”），每天必定要使出坏事，务使我痛苦与不舒服，这是两年半冤狱的主旋律。而一至二个月轮换如此的“程序”，直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后才知道这是精神折磨法，其伤害的目的应与刑事犯罪的故意伤害罪同等意义。

1、2006年6月17日，疑犯李斌将我摔倒在地，开创了用肢体语言进行伤害的先例。

2、同月7月6日下午3时许，警长：戴海忠、将李斌、谭宇亮，大个李叫到办公室谈话，他们回来后就将我叫到办公室。李斌将写好的字条在监室内传阅，当晚“戴”将我安排在大个李的身边，半夜里我被疼痛而惊醒，发觉李用膝盖顶了我软肋四下，继续在装睡。我疼痛难忍，经市监医院检查为软组织搓伤。

3、同月7日中午睡午觉，“谭宇亮”摇着“李”的大腿碰撞我一个半小时，我只能忍耐的计数为86次。

4、我平时习惯性的生物钟较准，每天需要准点8点左右需要大便，过时我就难以排泄，但每天到了这时疑犯们故意都排队如厕，这样就不得不断改变我的生理习惯，否则引起的争吵，就容易给警察们“装榫头”。

5、次月9月16日，张猛和“哑巴”有意的打架，当时我正蹲在地上写字，突然间被三米远处冲过来撞上我的耳门，市监医院留有记录，造成我的听觉受损至今。

6、“哑巴”多次将我的被子浇湿，10月份在疑犯午饭后，例行的兜圈时，故意撞我后动手就开打，我为维权而正当防卫，他被调到9号监房。

7、类似故意的“打架”发生多次，都是在我面前突然地“橹胳臂”伸“腿”，故意对我碰撞引发事端。

监室里虽设有监视用的监控设施，加上警察与队长都在故意装聋作哑，管理是极度混乱的。即便是揿铃报警，对这样规定的求助是不予理睬的。我好比就象生活在非洲草原动物群中，遭遇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身心健康上遭受严重的伤害。我在吃不饱睡不好的情况下，体重迅速从158斤降至110斤。

三、在黑监狱仍应为维权而求生存

（一）为生存首先要解决饮水问题。经过交涉队长总算给了一只大可乐瓶盛水，但不到晚上连水带瓶都被弄没了。接下来狱监是无尽的扯皮，依据病情我强烈要求：必需得到应有的饮水用量，最后，由队长的暖瓶供给开水，解决了生存必须的吃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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