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每一位中国人民都享有“四大自由”的权利，毛泽东时代人民“当家作主”、拥有“最大的人权”……等等，是当今中国毛左人士一再拿来炫耀的话题。而张宏良先生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尤其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具有"伟大"政治抱负的张宏良先生更是一再对此大做文章。他在《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一文中论述道：

   “第一，四大自由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力保护制度。

   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拆除自由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力门槛，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是大众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把“四大自由”的吹得神乎其神：

   “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

   在其它文章中，张宏良还把“四大自由”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大字报，吹得神乎其神：

   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

   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

   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

   毛泽东的“四大自由”，不但成了张宏良力主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一张王牌，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甚至成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当今中国教授级知识分子中，恐怕只有张宏良才有这个胆量与勇气说出这种话来了。

   那么，“四大自由”究竟是什么货色？它果真与张宏良一类毛左人士所吹嘘的那样吗？

   其实，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的过来人都会知道，毛泽东时代所谓的“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直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才被正式列入宪法。所以，说毛泽东时代便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纯属子虚乌有之说。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时代人民享有所谓的“四大自由”，是毛左人士撒下的一个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谎言之一。

   下面，笔者将分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所谓的“四大自由”，说到底是“钦定有限自由”和政治斗争工具。

   “四大自由”的性质，作个最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我国大多数乡镇的地方武装部所掌管的枪枝一样，只要有“敌情”或有其它任务之时，才发放给民兵。一俟“敌情”消除或任务完成，枪枝随即被收回锁在武器库中。

   而“四大自由”亦一样——因为它从来是当作一件政治任务下发给民众的。而政治任务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随即被收回来去了。如果这时人们还想闹“四大自由”，轻则是目无组织纪律，重则是“与党唱对台戏”，乃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风”如此；“反右”如此；“四清”如此；“文革”如此；“批林批孔”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

   所以，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是典型的“钦定有限自由”——这个自由必须是最高当局决定给予，下面的群众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然而，一旦政治任务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随即被收了回去。

   在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不过是绝代权谋家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其政党开展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七年间，每当民众享有“四大自由”权利之时，没有一次不是在毛泽东及执政党发动政治运动期间。

   所以，“四大自由”的矛头，历来只能针对党的敌人和党所打击的对象。或者只能针对毛泽东党内的政治对手。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人民为敌！”而如果有人将矛头对准党，对准毛泽东，对准社会主义，必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在“文革”之中有无数的人因言获罪，其中不少被处重刑乃至死刑，遇罗克、张志新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有些毛左人士一再说：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如果发现当官的有官僚作风，便可以行使“四大自由”权利对他们进行批评或批判。其实，在“文革”未暴发前，这种现象是根本不存在的。诚然，在“文革”打倒刘少奇阶段中的两年多时间里，这种情况确实存在。不过，刘少奇被打倒，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省长改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长则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县长则改称“革命委会会”主任；厂长则改称“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由此类推。都由同级党委第一书记兼任。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结束），这种权利又被取消了——如果这时有人想行使“四大自由”权公开批评或批判“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就是“走资派的反攻倒算”行为，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账”！就是“现行反革命”！

   “四大自由”的虚伪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更是暴露无遗——

   一九五七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大民主运动”，始于中共的整风运动——在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及其党中央一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以纠正党内的错误和不正之风”

   毛泽东及其党中央更是用极为诚恳的态度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踊跃发言，大胆揭露，积极帮助中共整风”。然而，当人们还没有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没有“大胆揭露”之时，在一些刺耳的意见面前，毛泽东就受不了，认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了。“言者无罪”之许诺也就不算数。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便开始了。纵然是官方的统计资料，当时也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些秉着一股赤诚之心向执政者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为此饱受严酷政治斗争打击，有些人甚至由此家破人亡！

   而在整个“文革”期间，“四大自由”的政治斗争工具性质更是暴露无遗——

   打倒刘少奇，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酝酿的重大政治举措。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当着众人面怒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

   不过，毛泽东要真正打倒刘少奇，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容易——因为这时刘少奇翼毛已丰，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更是国家元首。党羽遍布全党。当然，任何时候都掌握着军权不放的毛泽东可以随时用武力废掉刘少奇。但如果这样，后患将是十分严重的。与动辄用枪毙、暗杀手段将党内政敌置于死地的斯大林相比，惯于在政治上将对手搞臭的毛泽东无疑显得“仁慈”、高明不知多少倍。所以，绝代权谋家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用“人民民主”的形式名正言顺地打倒刘少奇。

   而群众对等级森严社会制度的不满，对党内严重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的积怨，则成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最佳突破口——首先，毛泽东公开大造舆论，认为中共党内有二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他为首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这个“司令部”的“司令”没有明指是谁，然而，矛头所指却昭然若揭……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后，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便正式开始了。

   所以，在“文革”前期，“四大自由”矛头只能对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只能声讨“走资派”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命”行为。对与毛泽东政治结盟的林彪、周恩来、康生，以及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即“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如果没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任何人也不敢对他们行使“四大自由”的权利。否则，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当然，如果得到毛泽东的默许或首肯则是另一回事。例如：曾为“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就因为行为过于激烈，惹了中共元老派的众怒，因而，一代权谋家毛泽东基于稳定政治局势之考量，最终还是将他们当作替罪羊罢官治罪了事。

   而在“文革”中期——即林彪事件过后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四大自由”的矛头只能对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切“反革命罪恶行为”，只能批判陈伯达的“唯生产力论”，只能将矛头对准“孔老二”（孔子）的“反动复辟思想”。……

   而在“文革”后期，“四大自由”的矛头，只能对准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只能针对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只能对准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话到这里，有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会问：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国计民生问题，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意见或批评吗？答案是绝对否定的——纵然每天饿肚子，你也不能发牢骚说“现在吃不饱肚子”，万一给人打个小报告，这可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对现实不满”，或曰“污蔑大好的革命形势”！轻则大会批判斗争，重则给你戴上一个“坏分子”帽子。

   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经常放下生产劳动开展“政治学习”、“批斗大会”、游行示威……如果有人敢说这是瞎胡闹，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只问生产不问政治”，“埋头拉车不看路”，乃至“与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等帽子随即会扣到你头上。等待你的是“批斗大会”，重者则关进“学习班”接受“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

   毛泽东时代，由于计划经济和绝对公有化体制存在着诸多极为严重弊端，导致民众的产生积极性极为低落。所以，在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间，中国粮食长期不能自给。然而，毛泽东为了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在国内物质匮乏，民众经常缺食少穿的情况下，经常用大批粮食及各种物品“支援世界革命”。对此，民众虽然心怀怨恨，但人们却绝对不敢将内心的想法在公众场合表露——因为如果这样，立即便会有人将你的“反革命言论”告上去，等待你的是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情节严重”者则同随后要关进“学习班”接受长时间的强迫“学习”和“劳动改造”。

   总而言之：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不过是“钦定有限自由”，不过是政治斗争工具而已！

   二、“四大自由”，其实是毛泽东一个享有的“自由”。

   在毛泽东时代，真正享有“四大自由”的，全中国其实只有毛泽东一人！而能享受“四大自由”攻击豁免权的，也只有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所钦定的保护对象——例如“文革”期间，中央“文革小组”曾规定：任何人也不准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的大字报，更不准对他们发表一切不满的言论。“公安六条”甚至规定：凡是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人（实际包括江青），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都要受到惩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