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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人的生活和心灵之间
《莫哇帕洛》：在大众藏人的生活和心灵之间
完玛冷智
虽然对影视评论很外行，我还是乐于作为一名观众，说说观看《莫哇帕洛》的感想。
原因很简单：《莫哇帕洛》，让我跟只懂得母语的母亲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新年。
当然，这部六集贺岁剧的受益者，不仅仅是那些只掌握单语的藏族观众。
我想，在文化内涵上，它不失为一次关于牛粪、酥油茶乃至藏人生活和心灵的近距离接触。
基点：一个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
很小的时候，就在村落或家里倾听老人讲述这类故事。新春的《莫哇帕洛》似乎唤醒了那些孩童的记忆。
这篇故事在藏区流传很广，我的家乡当然不例外，用“喜闻乐见”这个词，就最恰当不过了。
我跟母亲回忆着，在我们偏僻封闭的村落，在那些社会很不开放的年代，农闲时的村民们经常聚集在某一处，讲述身边的事情，讲述鬼怪的故事，更是能听到亦农亦牧的人物故事，尤其是猪头卦师狼狈不堪的故事片段。
孩子们喜欢狐狸逃跑、狗撵狐狸、马被狗牵、人追坐骑的热闹场面，也在游戏的时候喜欢重复：“一只狐狸戴帽子，一条猎狗牵牧马，一匹牧马背弓箭”。同屏幕上一样，甚至把这样的叙事，当作农闲时幽默、诙谐的游戏片断来享受。
莫哇帕洛
这篇故事，在我的家乡叫做《莫顿帕果》，意思是猪头卦师、用猪头点验的卦师。这是一个滑稽、幽默而哭笑不得的典型故事，是一个描述了狩猎、农事活动以及旧社会各阶层藏族家庭生活场景和社会现象的大众故事，塑造了一个懒惰无能、孤陋寡闻、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反面形象。
这位大众形象的“家乡”，被描述为以农为主，兼有牧业和狩猎业的藏族村落：有房舍、有火炕、有牛粪饼、有糌粑、有农田、有林地、有草场、有打碾场、有马和狗……
故事的民族特征与地域特征显然比较突出。主人公是一个普通的藏族农民，故事依托妻子务农、老人们转嘛呢、喝酥油茶、吃糌粑、晒牛粪饼、戴“灵魂玉”、卜卦、诵经做法事等情节，展示了一个活生生的半农半牧区藏族社会的生活文化场景。从艺术上说，故事情节较曲折，富于变化，描写细腻，想象丰富，并具一定的神话色彩。
我那远在黄河南岸浅脑山地带的故土，恰好处在这样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中。孩童时代的我，更是习惯并喜欢在入睡前倾听爷爷把这些故事讲述得惟妙惟肖、引人入胜。这样一个故事在电视屏幕上的再现，对于我，当然也有更多城市藏人，唤醒的不仅是那些生动的情节、形象的人物，更是那些已经远去的亲人的声音和古村的生活场景。
在那样封闭和贫穷的山村，讲述《猪头卦师》的思想倾向性可以说比较复杂。其“神奇预言因巧合而应验”的核心母题，以及情节由乡村、穷苦人家、富人、官府乃至宫廷逐步扩展的叙述模式，让村里的孩子和大人们感受到了许多熟悉的和陌生的世界，并在这样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里，表达对社会各个阶层和各种问题的倾向性思考和讨论。
首先在文化内涵上，故事对主人公既懒惰肤浅、游手好闲又胡乱吹嘘自己，以假装精通卦术来行骗、从懒惰再次走向寄生给予了坚定的嘲讽和否定，用实实在在的语境揭露主人公的骗局。这是故事的主题。
但在一某种程度上，也常常对这个贫穷的懒汉寄予同情，为他的巧遇走运和发迹感到庆幸。我想，着可能是对旧时代劳苦大众命运的深切同情和怜悯。
同时，在帕洛面前上当受骗的，竟然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头面人物，显然是专门贬低和讽刺富人、贵族和头人的无知和愚昧，是底层普通百姓对社会上层的不满。
故事蕴涵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常常在故土的生活应用：人们会用猪头卦师的遭遇讥讽那些懒惰成性的乡亲，会喻猪头卦师的欺骗伎俩嘲讽那些不学无术的男人，会通过猪头卦师的巧遇走运警告那些巧遇成功的“幸运者”……一则耳熟能详的故事，在乡亲们的生活中变得栩栩如生，“猪头卦师”似乎就活跃在我们的身边。
如此看来，在我的偏远故里人们深爱这篇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亮点：一部耳目一新的电视喜剧
《莫哇帕洛》深厚的群众基础，显然造就了首部藏语贺岁电视连续剧的观众期待度。我们似乎不用任何心理准备，也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档期的青海藏语卫视。
当节目播出时，这部喜剧的确让人耳目一新，藏语观众的期待是值得的：熟悉的生活、熟悉的环境、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服装、熟悉的面孔、熟悉的故事……
西德尼玛用动作有些夸张的喜剧表演，按照故事原型，以懒汉出门的尴尬遭遇和幸运的奇遇发迹为叙述中心，通过现代媒体的多维形象，塑造了媒体时代的懒汉和寄生虫莫哇帕洛，用喜剧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一个藏族农民从懒惰寄生走向觉醒奋发之路生活和思想变化，成功地再现了这篇民族民间故事的社会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和思想倾向。整篇故事语言朴素简炼，朴实无华，叙述直截了当，没有浮词艳语，生活气息浓厚，寓教于乐，轻松、幽默、滑稽、可笑又可泣，给人以清新、简朴、刚健的美感。所谓按遮幅式、黄金分割线原理处理的唯美画面和用“折嘎”风格表现诙谐调子的主题歌《醒悟》（桑德作曲），更让人觉得新年佳节观看《莫哇帕洛》是个纯朴的享受。
朋友李加去老家过年回来告诉我们，父老乡亲们非常喜欢《莫哇帕洛》，尤其同那些社会生活不熟悉的影视译制片相比较，它有四大优势：第一，贴近大众藏人的民族文化心理，更乐于观赏；第二，贴近大众藏人的社会生活实际，更容易接受；第三，贴近藏族社会的大众文化背景，更喜于投入；第四，贴近大众藏人的日常用语习惯，更便于解读。这样的感受，是真切的，也是直白的。
显然，译制片在文化背景、社会基础、生产生活、本土语言等方面，与藏区社会生活存在一定的差距。《莫哇帕洛》正在译制片占据藏语电视主导地位而观众“审美疲劳”期间，走进藏语电视观众，不能不说是一个成功的举措。
从内容上说，电视剧基本上遵循了原有的踪迹，但并没有照搬原来的民间故事，还是有一些文人化的影视艺术处理。有一个主要剧情，是富人家的“灵魂玉”，并不是游玩或劳作时不注意掉在地上并被牛粪盖住，继而由不知情者连同牛粪贴在墙上，而是设计了一场女仆偷窃绿松石“未遂”的场景。
在原来的故事中，除了反面的主人公和委罪自首的小偷，其他的故事人物都是正面的、诚实的，体现了广大藏人的公众品质和人格魅力，民间故事的传承者们知道：没有任何女仆乃至生活在底层的普通藏人存有偷盗之类的卑鄙行为和品格问题。
这一改变，表现了编剧、导演西德尼玛对藏人文化心理的时代变迁所做的初步思考，这样的思考，不仅仅增加了一个女仆的不良行为，更重要的似乎是功利时代的到来对藏族社会诚信、朴实和正直的冲击，也似乎是对转型时代藏族文化价值理念的担忧。
故事的结尾，电视剧也注入了符合社会前进步伐的新寓意。即通过占卦确认已经“去世”，老母亲为“儿子”亡灵超度做法事时，死去的“儿子”走进家门，彻底揭穿了莫哇帕洛的骗术和自欺欺人的道德品质。
而老母亲的悲伤、“儿子”的责骂和愤怒、众人的唾弃和藐视、以及主人公疏渎他人灵魂、践踏生命价值和道德义理的服罪感，使丧事上的卦师无脸面对江中父老，最后幡然悔悟，当众丢弃了用来招摇撞骗的猪头“法器”，决心以辛勤的劳动改造自己。
这样的处理，同更多的藏族民间故事一样，将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和正面的喜剧效应带给观众，迎合了大众藏人的价值观念和视觉审美，也迎合了这个时代深入批判等、靠、要、不诚信等不良思想的社会需求。
看点：一次寓教于乐的道德历程
对于故事的深层思想，似乎与发生的时间相关联。在故事和剧目里，都把故事安排在收获的秋季，想来是非常巧妙的。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在秋季能够有什么“收获”呢？
经妻子巧妙安排，决心用劳动创造财富的主人公，于秋季备马出猎，本身包含着铺垫和悬念双重内涵。主人公所要“收获”的，似乎是猎物和财富。现实却不尽如意。
而对于听众，故事的收获在于，故事通过特定的情节和思想，让人们在夸张的喜剧表演中获得审美愉悦，在娱乐的剧情变化中接受道德教育。这是一个民族化的看点。其优势在于，这样的处理冲破了没有特色的、商业主导的、去民族化的影视文化怪圈。
在我看来，故事是分解为四个篇章的。
首先是描写游手好闲的懒虫。不顾家庭的生计、不顾妻儿的劳苦、不顾自身的形象，一个在十足的贫穷中不务正业、东游西荡、游手好闲之懒虫。电视剧甚至夸张地让主人公在好长时间内躺在土炕上，以表现极度的懒惰和无赖。
其次是描写懦弱无能的可怜虫。在追寻马匹途中四次挨打受辱的遭遇，表现了主人公懒惰无能、懦弱，是一个十足的无知。四次挨打后连衣服都遗弃，本质上源自于主人公不了解基本的习俗礼节（说娱悦招来葬礼上的殴打，喊倒霉遭到婚礼上的赶打），不注意当地的生产生活常识（喊“别刮风”引起扬场者的，道“刮风”引起印晒经文者的不满）。此处一组相互对称、富有对比性的喜剧场面和可笑遭遇，凸现了主人公社会阅历和生活经历的缺乏，更是突出了对无知无能、游手好闲、孤陋寡闻的嘲讽和贬低。
再次是描写巧遇哄骗的寄生虫。落难的可怜虫夜宿草堆，无意巧遇，偶然发现“灵魂玉”而受宠发迹，然后一发不可收拾，阴差阳错或者歪打正着地在治病、发现盗贼等事情上获得成功，纯粹地弄虚作假，依靠哄骗他人来维持生计。这是剧目重点披露和揭穿的主要方面，对卦师所谓能知晓一切事情的欺骗伎俩和虚弱本质做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也大胆地揭露了猪头卦师从懒惰走向欺骗的寄生性。也批判和揭露了藏区信仰活动中一些不理智的迷信成分，在教育性、思想性、批判性上是有一定深度的。
结尾是描写这个反面形象的觉醒。电视剧最希望观众所要接受的，似乎在于各种丑陋行为和思想的彻底摆脱。当老阿妈虔诚地希望帕洛占卦察看旧日无有音讯的“儿子”时，已经哄骗成性、得意忘形的“猪头卦师”竟然断言其“儿子”已死，老阿妈当场晕倒，只好操办丧事。结果这个严重的关于乡亲生命的骗局被当场揭破。
在藏人的道德体系中,撒谎、欺骗本来就是不可原谅的，尤其是声称一生一世的生命已经终结，把他人的灵魂和生命当作儿戏，更是无法容忍的。拿乡亲的生命、灵魂，揭穿“用猪头点验”的虚伪本质，让人们觉察到这位走红的“卦师”已经冲破自欺欺人的道德底线，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众人的唾弃、藐视和乱打。如果不了解这种民族社会文化心理，观众可能有矛盾冲突不彻底的感觉。有人告诉我，如果老阿妈晕倒致死，乡亲同时为母亲和“儿子”办丧事，可能更有深度。我想，在藏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念中，白发老阿妈送黑发“儿子”，已经是足够的矛盾之源了，它显出的文化意蕴也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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