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老人：人人可以成圣！ /东海一枭(余樟法)

“针对杜维明先生《为儒学发展不懈陈辞》(《读书》1995年第十期)，在《读书》杂志(1996年第二期)就有人出来唱反调，文中指出，“中国的儒学，在近一百多年的文化较劲中，处于弱势文化的地位，这并不是它不够气魄，内容不够包含现代化的步伐。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认为人人可以成圣。”该文进一步说，“纵观夫子的一生，他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不逾矩，七十从心所欲。”我想，到了“从心所欲”阶段，就算修成正果，达到圣人的境界了。我们别小看这个“从心所欲”的圣人境界，儒学的致命弱点就在这一点上。他没有基督教最高的神的约束。当这个儒学达到“质诸鬼神而无疑，而世以侯圣人而不惑”的知天知人境界以后，如果他心术不正，他什么事也做不出来?并且他要做的时候，谁也拦不住他。我们的孔圣人当然也看到了这个致命的弱点，但他提出根治这个弊病的良方很脆弱，即“克己复礼”，“行已有耻”，完全靠个人自行检点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个措施在中国行施了几千年。有时行得通(遇到所谓的“开明皇帝”)，有时行不通。但终究行不通。在这段署名“德国Schwangau黄鹤升”先生的这段精辟的对中国儒学的解剖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从孔圣人到中国儒学的终结。”

倪生栋、黄鹤升差矣。因为人人本性相同，所以“人人可以成圣”，这不是什么“致命的弱点”，而是真理，是对生命本质的深度揭示和对人性尊严的高度张扬，体现了儒家的平等观。

二黄鹤升谈到“从心所欲”的圣人境界时，将“不逾矩”三个字贪污了。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心所欲的心，是指本心、良知心。从本心所欲，循良知而行，当然不会逾矩，这个矩，包括法律和道德规范。

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到了“质诸鬼神而无疑，而世以侯圣人而不惑”的知天知人境界，早已“克己复礼”“行已有耻”，怎么还会心术不正、胡作非为呢？熊十力师指出：

“性真之流行，而为吾人一身之主者，便名本心。……本心者，内在固有之权度也。欲念萌时，权度自在。吾人如能保任此权度，则邪欲不得横流。譬如主人持权，群仆效命，群仆所为作，皆主人之为作也。欲从心而不逾矩，即欲成为性之欲，亦同此譬。千圣相传，内圣外王之道，其根极在此。尧舜执中，执此而已。孔门求仁，孟子求放心，求此而已。程子存天理，阳明致良知，致此存此而已。”（见《读经示要》，页587）

三儒家也不是“完全靠个人自行检点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儒家寓刑于礼，教化刑罚都在礼中，政治道德要落实在礼上，道德要制度化。“资质好的便化，不好底须立个制度，教人在里面，‘件件是礼’。”礼，乃一切礼仪典章、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的统称。

对于境界不高、未能“自行检点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者，可诉诸于外在的社会道德规范，如果软性的道德规范不行，还有刚性的法律制度呢。

儒家强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儒家的政与刑皆本之于德，为礼所摄，统归于礼。故政者礼之具，刑者礼之辅。儒家不尚刑，但不废刑，而是以刑辅教，刑罚与教化相辅相成方为德治。程颐说：

“发下民之蒙，当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后从而教导之。自古圣王为治，设刑罚以齐其众，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罚立而后教化行，虽圣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尝偏废也。故为政之始，立法为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说去其昏蒙之桎梏。……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则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虽使心未能喻，亦当畏威而从，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后渐能知善道而革其非心，则可以移风易俗矣。苟专用刑以为治，则蒙虽畏而终不能发，苟免而无耻。”（《周易程氏传》）。“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治。刑罚立则教化行矣，教化行而刑措矣。虽曰尚德而不尚刑，顾岂偏废哉？”（《二程集-粹言》）

人人本性相同而习性各异，对于修养有限、品德不高、本性不明者，需要法律制度道德规范的制约。至于古代的“礼”对皇帝的制约力度强不够，很多时侯和地方只能寄希望于皇帝的自律和开明，那是历史的局限和无奈。

四人人可以成圣，并非人人已经成圣。圣严法师谈到佛性时说：

佛性的平等，也只是基本理体的平等；众生的基本理体一律平等。但是，正像人权的平等，只是人与人的基本权利平等，不是把人的俊丑、高矮、男女、老幼、智慧、良莠等分别一律铲平，否则就是假平等而不是真平等。真平等是立足点上的平等，不是没有上下尊卑贤愚不肖之分的平等，而是基于同样立足点上而可自由发展的平等。佛教的众生皆有佛性，是从基本上着眼，不是从发展上着眼。佛教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没有说众生就是究竟的佛。众生皆可成佛，是要使众生逐级上升之后成佛。由下级的转生为高级的，一一向上，再由人间的人身而进入解脱，达于成佛。（《法鼓文集--圣严法师谈基督》）

人人良知仁性的平等，也是如此。2009-2-6东海老人首发《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