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海按：关于中国民运，针对谢韬先生的“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焦国标先生提出“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这无疑是莫大的智慧。我们判断某种产品规格高不高，品质好不好，常用行标，省标，国标等来区别。国标就是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是最高规格的意思。我说焦国标的智慧是“国标智慧”就是这个意思，意即这才是治国的最高智慧。
   是的，中国现代民主革命运动长期陷于难于破局的尴尬处境，而且还争论不休，攻击不断。就象唐僧、孙悟空那一杆人，要是不把本事拿去对付妖魔鬼怪，而是自个儿在那里纠缠不已，试问他们能到达西天取到真经吗？中国民运也是一样。长期以来，中国民运一直都陷于传统的对立思维的纷争之中。革命派和改良派、激进派和温和派，武力派和文化派，不是你否定我，就是我反对你，互相争吵，互相指责，互相杀伐，好象只有自己才是对的，真理都握在自己手中，别人的那一套都是行不通的。实际上哪里是那么一回事呢？要摧毁一个强大的暴烈的专制政权，光靠文的行吗，光好说行吗？反过来，光靠武的行吗？光是打打杀杀行吗？不行，都不行。要文武兼备。要文就文，要武就武，这样才行。同样，光是急行吗？民主革命能一蹴而就吗，中国能一觉醒来就变个天吗？不能！那我们成天都去跟暴政当局求情下话，求他放弃专制暴政行吗？显然不行。或者我们常常搞些不痛不痒的异议、批评，抑或尽搞些上书、签名、请愿……等等名堂行吗？也不行！当然，“等”就更不行了！！但又没办法，总有一些人要在那儿等的。如果十三亿人都起来“急”，或者都来“促”，那共产党早就没了，专制早就没了。“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是典型的老人心态，四平八稳，不慌不忙。所以，焦国标说，“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这才是务实的策略，有效的措施，得力的手段！！！
   “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不愧是国标智慧，是现实法宝，我说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
   
   附：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也谈中国改革前途问题

    来源：《争鸣》杂志2009年1月号
    谢韬先生继今年二月发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引起广泛辩论之后，日前又有一篇短文见诸网络。此文主标题是"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副题是"关于中国改革的前途问题"。应当说谢先生的观点是非常稳妥的，而且也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共识，特别是尚健在的党内老一代高级干部，如李锐、李普、杜导正等先生的共识。记得去年某个时候，杜导正先生曾把中国改革的途径形容为只能"碎步走"。二者实际是一个意思。
   
    从个人理性上讲，我也同意这个思路。遗憾的是，历史事实往往并不如我们的意。换言之，许多历史事实证明，社会进步的逻辑似乎不是"不能甲，不能乙，只能丙"，而是"甲也要，乙也要，丙也要"。借用谢先生的句式，那就是"急也要，等也要，促也要"。
   
   
    急分两种：一种是自急，急于自我攻击；一种是急人，急于攻击他人。像陈天华那样，看不惯大清朝做的事儿，自己蹈日本海而死，就属于自急。还有台湾的郑南榕先生，为抗议蒋家的言论禁锢，誓言"国民党不可能抓到我人，只能抓到我的尸体"，最终壮烈自焚，也属于自急。急人的例子更多，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荆轲刺秦，清末吴樾北京前门火车站炸五大臣，黄文雄美国刺杀蒋经国，都属于急人之举。回首历史，中国能走出清朝，陈天华固需要，吴樾亦不多余。台湾民主化，郑南榕自焚和黄文雄行刺造成的压力，最终都转化成蒋经国解禁的决心。有资料显示，黄文雄行刺未遂，蒋经国得以自我反省。此前，蒋自我感觉不错，认为自己已足够开明，黄的谋刺才让他明白自己竟遭人民如此痛恨，并下决心根本调转台湾的船头。从此角度说，急也是促，急就是促。
   
    除非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再生，否则无人能让举国步调一致无例外地都采取"不能急，不能等，只能促"的策略。因而在当今中国，这个策略只可能是一部分人的行为圭臬，另一部分人的态度可能是既不急，也不等，也不促，"国家事，管他娘"。此外，急的人也有，等的人也有，促的人更多。再此外，还有人采取如此策略：急的人，抓起来；等的人，不管他；促的人，封他的嘴。总之，地位不同，立场不同，处境不同，对中国改革的前途所持的态度也是形形色色，因人而异。谢韬先生认为"不能急"，袭警者杨佳的爸爸却不能不急。蒋经国已经觉得自己进步开明得不得了了，可郑南榕和黄文雄们却感到慢慢慢，实在太慢，早已急不可耐。就是这样。
   
    社会进步、政治改革是多因一果、殊途同归的过程。改革开放这些年，无数人开药方，说张三的方子不灵，李四的方子无效，只有我的方子能治这病。实际上，他的方子也同样不灵。对于复杂、庞大的中国来说，从客观效果讲，一无灵丹，二任何方子都有副作用。因而与其以客观效果为判断问题的唯一标杆，不如从主观上努力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你不行，他不行，只有我行，而是你也行，我也行，他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