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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良庆：改良，抑或革命？
文章摘要: 以自由立国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人权民主运动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而非温文尔雅的政治改良。至于这场深刻的革命是渐进的、温和的、相对和平的，还是激进的、猛烈的、带有不同程度暴力色彩的；是街头冲突、宫廷政变那样相对小范围、小规模和低限度暴力的，还是大范围、大规模和高度暴力的（如内战），既不取决于统治者或改良派单方面的反革命愿望，也不取决于被统治者或革命派单方面的革命愿望，而是取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和能量互动。忽略、漠视或者误会了这场运动的革命性质，是人权民主运动本身和《08宪章》的症结所在。
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三大神话
启蒙一词预设了上智与下愚的区别，即柏拉图所谓“那个知道的人”与群氓之间的区别。据说知识分子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师。巫师就是“那个知道的人”，他们掌握着一套据说可以通灵的巫术，并且被部落共同体成员所相信。他们可以代天立言，在天与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后者获得前者保佑，甚至与神同在，获得某种神奇力量。因此，巫师是半人半神的神圣职业，通过掌握原始社会的话语权而垄断师统和道统，连掌握政统的军事行政领袖（如酋长或王们）都要接受他们居高临下的指导。他们同时掌握师统、道统和政统的时侯，就是政教合一的酋长或王。地位略类宗教取代巫术并成为国教后沉重压迫甚至残酷迫害异教徒和异端的僧侣阶级，例如中世纪的天主教团，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神权政府，印度至今残留的婆罗门种姓，正在伊朗充当最高立法者的阿亚图拉们。因此，继承其衣钵的知识分子特别迷信语言的魔力，拼命垄断话语权；激进、浪漫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则热衷于在语言领域闹革命，拼命鼓吹反智主义的反启蒙。
我不是反智主义者或者反启蒙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价值，仅仅反对对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的迷信，尤其是对那种邯郸学步、淮橘成枳的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的迷信。我也有自己心仪的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英国启蒙思想家代表的那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注重生活日用的经验主义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尽管我对笛卡儿、卢梭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相当不满，仍然能够欣赏他们坚持逻辑一贯性所带来的那种片面的深刻，假如能够去掉片面，当然更好；也能够从审美角度欣赏他们的浪漫激情所催生的革命精神和生命活力，假如能够现实一点，把眼光放在以自由立国而非建立人间天堂，当然更好。令人匪夷所思、无法欣赏的是当代中国那些学者型启蒙知识分子，及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没完没了的启蒙。[24]对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启蒙知识分子和启蒙有必要进行反启蒙。民间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激进维权运动和类瓮安、杨佳事件，本来是很好的解毒剂和反启蒙教材，无奈那些启蒙知识分子和暴民、法西斯一样，都是喝狼奶长大的，而且更容易被党文化酱得头脑冬烘，难以自拔。经过启蒙知识分子的过滤，西方近代以降以自由立国为目标、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启蒙主义传统，被阉割了革命灵魂，只剩下毫无生命力的空洞躯壳：只许自上而下、没完没了的启蒙、改良，不许被启蒙的民众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遑论暴力革命行动。
启蒙的目的是什么？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乃是因为能够转化成行动，用于指导人类的生活实践，并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接受观察效果的检验，再提出修正偏差与错误的新观念。作为某种假设的观念如果不能转化成行动，始终只是观念而已。没有行动的介入，观念之间也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上（假如存在这样一个自由市场，交易者都按牌理出牌的话），只要有卖方和买方，经过讨价还价，观念可以在合适的价格水平上出售。至于你的观念有无市场，能否卖个好价钱，能否被更多的人接受，对受众产生更强烈的作用，取决于观念本身和市场需求。因此也可以说某种观念更有竞争力，战胜了与之相对的观念。但通常所谓某种观念战胜其他观念，不一定是马克思所谓批判的武器具有强大的魔力，而是所谓武器的批判产生强大的战斗力。因此也可以说观念决定不了什么。假如它始终不能转化成行动或者不能正确地转化成行动。启蒙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改良党八股就存在着这些问题：一方面，它始终不能转化成群氓的行动，遑论革命行动。一旦群氓未经官方和启蒙者许可，擅自把观念转化成行动甚至是革命行动，轻则责以民智未开、尚待启蒙，重则责以暴戾之气、法西斯。另一方面，它一味眼光向上，指望党官僚集团在缺乏利益驱动的条件下挥刀自宫、遂行改良（避害也是一种利益），也不能转化成自上而下的改良行动，遑论革命行动。
语言，始终是个问题。这里先通过历史还原法解构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启蒙知识分子共同建构的关于改良与革命的神话，然后再对相关概念进行必要的澄清。
近代以降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神话，尤其是对它们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有一个诡异的建构过程。透过这个前后不一、似是而非、疑云密布的建构过程，不难看出辩证法（诡辩术）的奇思妙用。这套意识形态神话是1949年中共建政后，官方及其御用文人和启蒙知识分子出于不尽相同的政治目的共同建构的。不同的建构阶段，带有不同的官方、半官方或民间色彩。
第一个阶段是前30年。此时此刻，中共当局及其御用文人需要为用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并用暴力专政建设极权国家的政治实践提供正当性辩护。他们通过实证描述和规范论证建构了一整套似是而非的关于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神话，尤其是激进比保守好、革命比改良好、反革命则是罪该万死的价值判断。
第二个阶段是后30年，尤其是1989年以后。此时此刻，中共当局及其御用文人逐渐从物质上到精神上完成了潘岳所谓“从革命党到执政党”（实际上是专政党）的转变。更重要的是，后极权时代中共当局的暴政、权力腐败和官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实践使之完全丧失了实行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基础（如果说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曾经给中共当局带来合法性的话），导致民怨沸腾，民变蜂起。所以，他们成了反革命，反对臣民结束一党专政、实行宪政民主的革命浪潮。由于历史的惯性、惰性和延续性，中共当局在意识形态话语的自我颠覆上处于进退失据的尴尬地位：否定革命意味着权力来源是完全非法的；肯定革命无异于鼓励造反。随着合法性的丧失，官方意识形态话语丧失了信誉和主导权，变成自说自话的呓语和行货。何况还有左派、新左派等所谓保守派要求防止和平演变。所以，除了偶尔应景时像半老徐娘那样故弄风骚、重弹旧调，只能略显温和、谦卑地保持低调。王顾左右而言他之际，正是半官方和民间大显身手高谈阔论之时。尽管动机、内容与目的不同：御用文人要为党国分忧，为新时期总路线大唱赞歌，试图通过所谓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鼓吹用渐进改良告别激进革命；体制内外启蒙知识分子则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演变实行宪政民主，也鼓吹用渐进改良告别激进革命。他们再度通过实证描述和规范论证共同建构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关于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神话，尤其是激进比保守坏、革命比改良坏、反革命则是众望所归的价值判断。
前些年，御用文人李泽厚跑到美国，找到六四后被踢到体制外的启蒙知识分子刘再复，共同宣示“告别革命”。哲学家和文学家告别革命的动机、内容与目的都有所不同，但令人遗憾的是，文学家注定玩不过哲学家，一不小心就落入了辩证法的权力话语圈套。我对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路线都没兴趣，但还是欣赏刘晓波当年对李泽厚的文化批判，却反感余杰对刘再复的道德说教。[25]
御用文人和启蒙知识分子共同建构或者共同颠覆前30年关于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革命与反革命的意识形态神话时，故意模糊和忽略了这些话语所指的逻辑前提，破坏了石里克所谓“概念的一义性配列”，难免要前后不一、似是而非、疑云密布。[26]目的是要通过逻辑前提的不知所云，让我们落入辩证法的陷阱。
清末以来，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改良与革命之争：第一次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第二次是中华民国戡乱时期；第三次是当前正在进行的话题。历次争论的问题意识和逻辑前提究竟是什么：改什么良，改谁的良？革什么命，革谁的命？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党人和章太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间爆发了一场改良与革命路线之争。[27]启蒙知识分子对这段历史的重新评价是情绪化、意图性的，认为假如没有革命、改良能够成功如何如何好。历史无法假设，革命成功了，建立了很不完美、问题多多的中华民国。但毕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出于当下问题意识的需要，轻率地否认先贤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替腐朽无能、烟消云散的满清王室感到无限惋惜，真让人匪夷所思，离他们自己嘲笑的影视辫子军也就一步之遥。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改良派虽然与启蒙知识分子分享着约略相同的问题意识，条件和手段却未必相同。他们不仅在实际上通过皇室推行了一场失败的变法，而且不排除用暴力手段清君侧以强行变法。仅仅因为手中不掌握枪杆子，才没有能力阻止顽固派复辟。当时只有改良与革命路线之争，不存在暴力与非暴力手段之争。不管怎么说，这场争论已经因为革命成功而划上句号。
被启蒙知识分子重新建构的第二次改良与革命之争，发生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所谓激进主义知识分子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这次争论有点不伦不类。据说最终是激进主义革命派战胜了自由主义改良派。其实，就观念形态的争论而言，这场争论所涉及的不仅是政策性的路线、策略、方法与手段，更重要的是双方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政治目标：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宪政民主还是极权国家？与其说这次争论是改良与革命之争，不如说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与其说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不如说是以自由立国的宪政民主与反自由的极权国家之争。胡适要保守和改良的是什么，视为洪水猛兽的又是什么？他所保守的是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中华民国和传统文化，改良的是在国共内战和反法西斯战争中实行训政的威权政府和传统文化，反对的是共产主义革命和极权国家。对胡适等人来讲，在国民党威权政府和共产主义革命之间作出选择，不仅仅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问题，更是储安平所谓“自由的多与少和自由的有与无”问题。他们很清楚，多少有些自由的威权政府尚且可以改良，完全反自由的极权国家如何改良？
需要指出的是，这场争论主要发生在左翼激进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启蒙知识分子之间，前者依附于或者就是共产党人，后者则属于第三党或者说第三势力。前者有共产党的枪杆子做后盾，后者则夹在两大武装集团之间里外不是人，显得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是面对枪杆子而非观念市场的软弱无力。根本不存在激进主义思想战胜改良主义思想问题。陈独秀那班等而下之的后学及其共产主义谬论，根本不是胡适那班学贯中西的自由派思想文化大师的对手。简言之，拿枪杆子的共产党人用武器的批判战胜了拿笔杆子的启蒙知识分子的批判武器，然后用党文化建构了一整套关于改良与革命的官方意识形态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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