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渔君一书 /自立博客

自由主义之历史和定义，我们多有分析，其中关键一点，是自由主义和政府关系之厘定。这个关系，就是自由主义在基本首肯各种民主和专制体制前提下，实行对于政府的监督和批判，并使之改变政策，从良驱弊。其中，关于西方国家利益说和宗教普世说，成为历史上演变国家政权于自由主义境界的根据。其中，希腊神话之政权说，民主之政权说，和个人之自由说维系一体。中世纪自由城市和宗教一统，关系紧张，一而不二，最终导致革命，回归政教分离。其间，最为重要的改变是，"教随国定"说的非人文主义倾向，得以转向个人主义和人权至上。黑格尔等的国家意志说和马基雅维力的政治机会说，逐步式微。一度出现的国家至上主义业已不确。这个倾向直接导致自由主义反对之之学说和制度出现。所以，现代国家不但教随国定说被抛却，国家至上说，也被否定。民主政权继续走向和个人主义之结合的路径。这个过程，在西方群社社会转向专制社会中，一度出现忤逆个人主义西方传统的逆流。而西方人最终否定政教一统，国家个人一统的传统之结果，即逐步回复到个人主义的基本诉求之上。

这是很多学人对于西方历史的准确定位和精彩分析。可是，从中推导的结论，并不能涵盖二十世纪出现之西方和东方极权主义政治现实中的反对行径。自古以来自由主义的操作内涵和操作空间，并不等于反对毛式和纳粹极权的模式。所以，在我们面对后极权主义之政治现实里，人们多采纳自由主义对待专制民主主义之对策，之方法，之理论，且产生不少误读误解误判。那么，这里的无区别论，是不是在意义确定上，可以枉顾极权和专制统治之别，而无须强调！我们认为，区别，还是比无视区别，要来得严肃合理。因为，对症可以下药，不对症，下药之结局，往往是药效不强，不良和不灵。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我们前此说过，胡适主义对于专制政权和蒋介石的自由主义关系。其间要点是，胡适是批判和拥戴兼行，而不是如毛，要武装推翻国民党政权。反过来，毛及其后，没有这样容纳胡适的空间，甚至连鲁迅也不会容纳。所以，问题出现了逻辑判断式前提的迥异。不可不察。

于是我们稍微细微观察和分析一下，在邓氏政权里李慎之的"自由主义批判"。这些李氏行为言说，在什么意义上是所谓（姑且称为）自由主义诉求，在什么意义上不属于之。这是本文的要义所在。首先，我们说，李师之抗争，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诉求，自不待言。但是，仔细分析之，其中包含不自觉之自由主义拥戴政府之特色。这个特色来自1，李慎之出身官方。他是周恩来的嫡系下属。2，李慎之思想里，有一部分由共产党红色文化组成——其对待胡乔木，乔冠华等的态度，甚至对待周恩来的态度即是。他可以以此关系背景，批评中共高官，枉势从道。3，李慎之完全否定蒋介石，不完全否定邓。更加明显的是，他所谓"两头真"理论，很像一种马克思原教旨主义的阐述。4，李慎之文化背景里，并未系统阐发自由主义的产生前提和批判逻辑。所以，在其"风雨苍黄"里，其"自由主义"，不自觉的风格特征，就是他敦促邓氏改革政治，而形成某种拥戴批判之兼行。这个批判前提，就是自由主义作用于政府方面之诉求。（毛式革命当然是全盘推倒前政权）。而西方密尔，边沁等人，也不会以革命为手段目的，也是在政府前提下实行革命复辟时期的自由论。所以，李慎之不自觉的诉诸邓等，正是维护了自由主义的"半个内涵"。

但是，另外半个内涵，却是文不对题的。因为，西方甚至东方，含台湾的自由主义之变，其针对之对象是专制，不是极权。专制之文化政治含义中，包含了所谓转变之的自由因素甚至民主传统。其文化贵族和贵族文化，在道德治国而非国治道德等等领域，都确立了转型的基本层面。我们提到的菲特列人民思维，就是这种民主前转型的预期与愿景。而极权主义之文化和人民虚无主义，边缘主义和以恶为正，以邪为尚的手段目的一统论，首先消灭的，就是古往今来的政治建设标准。这里，其无视文化和信义，正是传统政治毫不具备的政治格式。所以，自由主义作用于历史上政府之历史，并无突破到可以用此挟制极权主义政权之力量。于是，李慎之作用于邓等，一定不会产生政府与之互动之最后结局。以后很多此类呼吁和"宪章"等等，一概不会出现政府与自由主义互动之最后结局。道理何在？道理就在于他们面对的极权，不同于专制——专制可以承传历史，文化和宗教——专制可以开始一种种时间和世纪——而极权，等于时间结束和封锁空间的出现。极权特质归一之大义，就是其无传统。无传统，导致一切历史根据说的覆灭和是非研讨论的覆灭。一个无标准无是非主义，如何教你思维和行动于道德文章呢？

故此，李慎之主义在批判力度和分析精确上不让前人，但是，却毫无可能做成戊戌变法之四君子，做成夏多布里昂和大隈重信和专制政府之间的互动主义——其官方甚至采纳为相，为官，使得民官一体，正异一体。这个历史在毛式和纳粹政权里，根本不会出现。所以，作为六四谴责者，李慎之只有退出官职，保持气节。而西方和日本之知识分子，可以是进退得度，亦官亦民，甚至亦反对党之批判者，亦总理大臣一应俱全；且阪垣和大隈甚至成为日本之"两大敌国"。说明专制主义之可塑性和进步性。我们前此言及之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之清官和君相制衡，也是观察其变革可能性的关键；戊戌变法，公车上书，正是这个根据之写照。所以，每每历史上嘉靖帝下之海瑞出现，也是专制空间本身造就之之证明。所以，在厘清了历史上的自由主义和类似之反抗和抗争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依然是，自由主义可以互动于专制国家和政权（甚至政府中人），而极权主义政府和知识分子之间无此互动。

在此观察面上，上述友渔君挺身而出之举，不可谓不壮哉，不可谓不田横，不可谓不独立，不可谓不自由——但是，其勇气之在，于当年李先生一呼沧桑，三呼改制，难道不是一统而归乎！

问题在于，区别一般性英勇姿态和非一般性分析情定，还是并不一样。

这里，我们看过历史上无数儒家气节说，自由气节说甚至共产主义气节说，磨练和出世了很多英雄人物。但是，我们在此看不见英雄之年代，一面为友渔兄之气节击掌赞贺，一方面还是要回到上述细节的分解和确定上去。

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现在要改正几个字：入席不畏文字狱，著书岂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纵览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