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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道路问题 胡适的道路问题
刘自立
胡适的道路究竟是什么道路？就是我们所谓自由主义主张和近、现代专制主义国家——含民主国家之间——呈现良性紧张关系的互动之路。
这个路径走向，就是胡适基本确认蒋介石政权的专制主义性质，并在此政治框架内提倡渐进主义改良而非毛革命。
打倒蒋介石，奴役全中国之历史，不由胡适主义负责。中国由专制转向极权的"时间结束"式，也不由胡适负责。所以，胡适对于这个后来发生文革的中国，除其批判和争取台湾自由主义示范外，无他主张。
而后来，殷海光批判红卫兵运动，正好表达了胡适主义批判极权之余脉。
所以，自由主义可以施展的空间，只能对蒋，不能是毛。胡适之政治寄托，周旋于老蒋之国家，之政府，属于针对有方，定性为确。
这是基本常识，也是历史事实。
在历史上，胡适是北大校长。那个政权可以让他做校长。
抗战时期，胡适是驻美大使。这个国家可以全权委托之。
此期，他还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有参政、反对之权利。
1957年，胡适出任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为台湾之学术领袖。
胡适也是蒋介石第三任总统的拥护者。为此，他受到自由派激烈批判，但是并未改过。
胡适明言多谈问题，少谈主义，是基于他认为政权基本性质可以少谈，不谈。这个少谈主义，证实了胡适认可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合法性。
知识分子和民国政府互相作用而得以实现之自由主义，就是胡适主义。其大纲和宪政操作，在政治层面，就是由自由知识分子对政府加以批判和支持。
在另外一个层面，胡适对于毛式民间暴力甚至战争，并不苟同。他也并不认可反对自由的自由，可以代替民国政府之专制，而让位给共产主义和红军。胡适的政治靠山是老蒋。胡适拥戴之，亦批判之。而对于我们现在批判之极权政府，批判无法用拥戴加以转化。
民间性暴力在自由主义精英政治中，被基本否定。其期待的改良运动却无法排除针对极权主义政治载体（AGENT）之革命。
故此，胡适并未反对剿共——他不是一般反对暴力——围剿红军时期，胡适并未转向鲁迅式对于共军的支持（如果有这种支持的话）——而是对民国采纳基本的和平诉求，是为证。
到台湾后，他并未回大陆，如很多"民主"人士群——其实，是民主健忘和民主背离人士群——胡适的儿子遇难后，他，更加不可能来大陆，一谈自由主义。
胡适就是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之载体，就是他批判和共事的老蒋政权和老蒋专制。一如前述，他不可以，也不可能，在四九年以后和中共政权玩此游戏。
还是我们说过的前提：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民主主义，有一种共生共存的批判和紧张空间。这个空间不同，用我们重复一百次的话说，就是老蒋的少民主，和老毛的无民主。少之，可以让胡适从中斡旋抗争；无之，就不是斡旋只是抗争——且不是胡适意义上的抗争——胡适可以动用国家资源；极权中人，无此资源。故此，极权主义空间和现在后极权主义空间，无自由主义操作——那有什么操作？要研究！——就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
所以，把胡适针对蒋，等同于针对毛及其后，是一种误解。
历史显示，胡适在雷震和殷海光与老蒋之间，双向作战，其前提就是，他是老蒋的朋友。老蒋有很多这样可以批评他的朋友，如，胡适，如，张季鸾，如，殷海光（后来，他们反目——但是，殷，还是做过《中央日报》总编辑）。所以，胡适身份，就是一种专制主义生存空间和自由主义反对空间的双向存在。
胡适之道路问题如何？也就是其操作手段如何？解释世界和改造之之关系如何？这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胡适是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但是，他袒护老蒋三次任总统，就不独立了），所以，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只能作用于蒋介石政府而为之。他可以动用民主甚至民粹，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法的记录。于是，问题回到原点：自由主义只能在促使和监督政府上推动政府作为，而不是自己动手组织党团，实行毛革命或者其他革命。
胡适建言只可以针对老蒋，不可以针对老毛。胡适针对老毛人民战争之呼吁，没有奏效（四八年他明确提出在中国实行自由主义）；因为，老毛抢先一步争取到农民，分给他们土地——再抢回来。
胡适到了台湾，他批判老蒋的理由，不期产生了反对专制主义之美丽岛运动和自由中国思想，为小蒋实行改革专制做出准备——小蒋，不是从极权主义进行改革，是从专制主义改革之——极权主义不允许政治改革。
所以，胡适的政治路径，有一半，是老蒋政治路径的协奏曲。
这个路径趋向和取向，是有共同点的。尤其是在文化宗教和传统上，老蒋没有破坏文化建设——胡适北大，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胡适在台湾实行自由主义运动，实现了雷震，殷海光们的理想。这个理想的路径依规，是专制变民主，不是打倒专制的极权主义变种。
远而论之，胡适之五四观点，不是革命。他根本不会赞同毛革命。这是明确到常识的常识。深而研之，
胡适是老蒋政权确保改革的关键人物。日本人和共党阻止了这样的改革。其民族工业，乡村建设，生活运动之改革，都由于其专制狭义利益桎梏，失去机会——可是，小蒋的后来之改革，还是做到了亡羊补牢。虽然老蒋业已死去！可是他们有渊源，有因果，有传统。文化虚无主义和政治独裁主义，无此良性变化之可能。
出路何在？是一个严肃而严重的考验和思维。要有更大的智慧解决之。
所以，无视所有这些前提，把专制中人和极权中人混为一谈，完全文不对题。
一句话，定位胡适，最重要一点，就是研考和观察他抗争的对象是谁？性质如何？可否操作？
马基亚维利主义说，政治家有时会向哲学家伸出手；但是，当他面临重大利益考量时，他会马上离去。（见佛.迈内克 《马基雅维利主义》）
我们说，哲学家或许也可以向政治家伸出手。但是，如果他是伏尔泰伸向菲特列大帝之手，可以被接受；但是，像塞内卡向尼禄伸出之手，就基本无效。专制主义之菲特列有很多人民情结。但是，他理解的人民，只有在未来时的民主政治中，才可以定位。
那时，哲学家就可以讨论个人作用和普遍意志的真问题。
在此之前，哲学家必须离去的趋势还是站在主导地位。
这是黑格尔讨论国家至上主义的偏向——"国家没有比维护他自身更高的义务"————相反，"个体的新意识就像一团火燃遍世界"之潮流（同上）纠正了黑格尔。为此，我们在确定个人至上主义的时候，方才可以将其否定。（西方哲学家之所以认定黑格尔严重堕落，就是源于他枉顾了自由主义核心价值。）
任何确认国家主义之改革，最终会被自由主义之个人主义取代。这是胡适主义和儒学之群己权界论的不同。
所有从共和和君主制度那里继承的专制变自由的遗产，就是让专制主义走上反对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之路。
所以，在极权主义出现之前，专制主义的改革土壤并未败坏；反之，当极权主义出现于二十世纪以后，自由主义定位和诉求，当开辟另外一种思维和路径。
胡适之没有可能对于极权主义肌体做出剖析。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治的不经验者，胡适之路对于我们十分有限。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只能期待自己对此做出独立思考。
最后，只有解决了这个极权肌体的纹路、质料、血脉和结构，才能对症下药。
对极权下专制之药，有效乎？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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