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预宪问题探讨 /自立博客

清末预宪如果抢在革命前面，中国人是不是可以告别孙文和毛主席呢？历史做了反面回答；还有一个侧面人们不太注意，即宣统宪治的内涵，一直以来争执不休，成为君权还是民权之大歧异课题。这个课题在皇太后，皇帝那里不知其终；在一百年以后的人们中间，也含糊不清。究其大意即为，中国宪政改革是不是指向廷考人士所谓：日本式权利君授，三权置于其下而民权次置其中之局面——就像历史饶了一个圈子，毛式"大法"继承了慈溪光绪君权至上论，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际中，完成了历史的负选择。问题就是——

革命之历史和历史上没有发生的"如果"之历史，其间有着怎样一种偶然性和必然性联系呢？所谓英国式和明治式君权虚置和并不虚置，和民权宪政之间，又存在如何一种关系呢？中国如果实行宣统宪政成功，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引来宪政呢？一种既有法、也有皇的双料宪改，是不是可以避免革命极权和毛式专政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好"重叠"时空，回到1906年国人如火如荼的"06宪章"签名和鼓呼运动（那时，仅仅山西省签名就逾两万人）。

1906年清廷宣布预宪、且要九年实行之。此前，廷臣五人先后赴日本和德国考察宪政宪法，以应和中国制宪之需。其中于式枚和达寿、李家驹之德国考和日本考，不约而同得出君权高于宪法和三权之结论，以此证明清廷改制和制宪之无危险论和中国特色之备。虽然，朝野不乏对于达，于，李二臣的极力驳斥，但是从当时的《东方杂志》和清史专家孟森的驳斥文字看，并不呈现有效的反驳证据和理据。他们涉及的层面，并无完全更改君权至上论的基本格调和定论。于是，君权至上论，一直以来，是清宪得以面世的基础和底线。关乎于此，有两种说法。一是，这个君权至上论如予实行，从当时清廷式微的现实局面推论，其君权虚置，不过是早晚之事；清廷权限保障，其实是朝廷一姓之人，之集团家什保障和人身安全的一种小计划，不足为宪政大潮裹挟，而终成虚君之实；一种是，如果君权继续统治三权，且朝廷中人成为某种省部的势力之一面，又操纵政局，权动全廷，枉顾法本的事情就会死灰复燃，且转变表面法制为实质人治。可惜，上述假设是一个历史"如果"，不是历史现实。历史现实是，布尔什维克革命造就了第三种结局。这个结局，就是文革发展已极的无法无天。

在另外一个方面，清廷宪期，很快使得这个专制社会出现前所未有之活力。此活力无论来自赫胥黎之天演论、还是斯宾塞之社会达尔文主义，卢梭的民主主义抑或来自约翰.穆勒和边沁之自由主义（严复等业已涉及诠释之），都使当时的社会政治呈现了从未有过的西化或者化西。民间出现宪呼之声和为此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千家民报和民党，加上洋人办报、团契其中，使得清朝文化，在最短的时间里，接轨西方文明和政治文化。康熙以来善待汤若望和南怀仁的外向正择得以宣统继续，出现一个为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的大开局。于是，问题固然丛生，困难当然不少，但是，国人放眼世界有了具体的文化承载——这个06签署运动的授众，是一个可以组党和看见外部媒体的人民——和08宪章之人禁锢桶中实有迥异。这是我们考察清朝世界性现代性萌芽不可不察之局。这个局面，使得清宪不管成功与否，其对于打开封建（姑且这样说），还是意义非凡，影响至深的。

再就是，制宪和革命产生的复杂关系，究竟如何与宪政和后来的三民主义相系，相比；孙文以后蒋介石政府在那些方面得以继承清廷遗产，并且继续实行我们所谓蒋介石和胡适之之自由主义互动——又，何以毛式革命会彻底摧毁所有这些，把中国拖后清廷一百年！是为再问。

所以，充分而不是羞羞答答回顾清廷预宪，不仅仅是考察一场流产的孩子之危局和遗憾，而在说明国人何以在一百年前既有认知，而一百年后却继续朦胧、不知不觉之鬼奥。在纠察预宪，革命和极权概念的时候，历史老人和政治巨擘给出的结论其实非常简单。这个简单的结论就是：专制主义留有文化余地的政治文化改制、宪政改制和后来的民主改制，都是一种文化承传的自然结果；而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中断了文化信息和文人节气与品格的端正和正直，遂将中国变为一个看似没有历史，没有文化和只知道奴颜婢膝之辈，之局，实在是历史瞬间中最为丑陋的一个插曲，一根鸡肋。我们中国人只要去除这个累赘，文化复兴，宪政复兴和人格复兴，很快就会到来。

最后，我们实行的革命，其实是一种反革命。革命之所谓就是推倒一种反动，建设一种进步——而建设之政治预设，无外乎民主制度和自由人格。所以，以往一切不管是不是残暴和牺牲之革命，只要她的革命底线是建设和民主，那么，其换得的价值评估就是正面的——如，汉纳.阿伦特说的美英法革命；而中国俄国革命，其实是推倒进步或者正在进步之制度，换而迎接反动。这样的革命，就是倒退。

革命和宪政之标尺，在横量进步与反动的时候殊途同归，都是为了造就进步而不是反动。如果宪政或变为恶法，革命或变为独裁，二者一样败坏而不伦，是一种罪孽。一切革命和法制，都要做背景和实际之论，而不可以不论。是为结论。

而如何看待宪政和革命，其根据就是采纳国家主义、君权至上主义，还是采纳民权和个人主义。这个课题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间早有争论，且眉目初见，十分醒人，亦为一景。和势下人们只是期待政府主导论，大非！

故此，我们在初步梳理了西方哲学中关于自然法意，国随教定（相反就是教随国定），民权理论和国家意志的竞相登台，"优胜劣败"之历史后，现在转移视线，把焦点移到本土。这个国人法意的转变，一是参考了前朝的制度和律法，更是对比了西方尤其是德日之法律。实行了一种法意的西法中用或者与时俱进。虽然，其中认知与行动既有落差，革命和保守更同水火。在此，我们只是从一个学理的狭隘角度，对此粗做窥视，以求真面。

*论题二*

下面，我们大概梳理这份历史悬案和遗产以做澄清；当然，是十分苟简而提要的。这个澄清的第一点就是，清末宪政预备运动，是以提倡皇权至高无上，为其唯一前提，而不是任由任何民权（乱党）因素，可以须臾进入的一种封闭式宪改观。其中主要观点（甚至原则），即出于达寿，于式枚和李家驹几臣。达，于，李主张之要，就是鼓吹中国应改行德日法式，而规避英法。其中主要论点就是，德日法制之表象上的君权至上论。

1，达寿考日后观点即为，"三权分立之说，在昔孟德斯鸠本有误解。"彼之所言，谓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大权，宜各设特别之机关而行驶之，互相独立，不受牵制。是说由今观之，不能无弊。何也？夫所贵乎国家者，以有统治之权利也。统治权系唯一不可分之权，若其可分，则国家亦分裂矣。故分国家主权为三事，而使分任之者，各自为其权利之主体，此种理论，实为国家统一之原则。大抵今日立宪国家，固以孟氏之论调为基础，然舍美国实行分权制度外，余则未有不曲加改良者。其在日本，则如司法之裁判所。其法律本位君主所定，裁判官以君主之名，执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