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狗》三十年之思 /自立博客

这首诗歌已经发表三十年。前此对于郭路生的文本和诠释文间多有争议。我们得出红卫兵诗人的称谓不变之结论。所谓红卫兵诗人之定义，来源郭本人叙述的、对于红卫兵的哀叹和"相信"——这个相信，很不幸，被他言中。现在中国掌权者就是相信中人。此不赘。但是，从更长远和更广阔之背景看，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在这个层面，相信的最终指向却不可能是红卫兵而是潮流。那么，这个相信又有何不对呢？这完全取决于诗歌文本的历史小背景。这个小背景，就是郭路生的红卫兵情结。

在"相信"被传播十年以后，中国历史迎来了1978年这个关键时期。所谓改革启动也就是在这个年代。关于改革，我们前此也有定义。这个定义就是，邓式改革取代了毛打天下，改为坐天下——极权主义政治垄断，改为和谐西方跨国和欧美资本，实行经济垄断造就的新一轮政治极权。但是，改革者，参与者和鼓吹者并不持有这个看法。所以，在那个时期，各种观点纷纷出笼，色彩各异，立场不同。但是，站在最高处，见解最清晰和态度最明朗者，还是魏京生的民主论。这个政治先见，成为那个时期所谓政治上最为先觉和最为正确的思想。但是，这个思想并未完全占据中国的主流政治生态——主流生态，是所谓"实践检验"这个马克思主义或者实用主义的"真理论"。直到今天，这个争执，还在继续。继续的内涵，表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和08宪章中，某些党主改革论者和国家主义论者之坚持。这些人几乎败坏了08宪章的政治多元化、废黜一党制度的诉求。将其改观为"政府配合论"，极权变威权论和国家至上论，而影响了08本身固有的独立态度和自由精神。

回到三十年前，我们看到，魏君观点和民主墙潮流，呈现各种政治主张，良莠间杂，黠痴各备。于是，观察疯狗一诗只好对号入座，而非人为拔高他的本源和诉求。我们说，从政治学背景看，1978年是一个中国人基本产生自我和主体意识的年份。在此年份里，文学写作的特征也许依然可以呈现、也实际上呈现其人文诉求。政治诉求和文学诉求本来就划分不同的观点称述。从左派人文主义到新马克思主义到新反美主义，其理论依据，不可能是参照以往的政治学根据，而是转换到文学一般性批判的角度。这个角度，成为很多文学美学夹杂政治论证之左派哲人的写作方式，写作特征。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把民主本身无法解决的人文课题，加以庞杂化和深刻化。这样的视点，使得文学本身揭露社会（含民主社会）弊病的个人主义诉求和社会主义诉求，变为对于民主的大批判，而呈现对其之不满足甚至抵制。当文学和审美层面介入政治层面的时候，政治正确性遇到严重置疑。举例而言。如果人们把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主义的斗争，化解在一个巴勒斯坦被射沙轰炸而死亡孩子的身上，民主正确性的一切说辞就会应声而倒——因为对于一个孩子百分之百的死亡，民主对其无言而对——

他只能在政治层面说，要民主就要有牺牲：这种几乎毫无人性的说法，就是把孩子看成第一人权诉求的文学批判和文学写作方式。这个方式无可厚非。因为坊间并未出现政治学爱因斯坦，可以兼顾这个课题。如果说这样的写作曾经出现在萧洛霍夫等人对于以前战争的记述里，从而反对了斯大林战争理想论的话，那么，这样的记述，当然同样可以出现在谴责和置疑以色列主义的清洗行动之中。

这是民主政治学和人文学冲突的一个见证。

那么，文学写作落实到郭路生疯狗之上，我们又会如何分析之？这个分析就是，郭诗的文学诉求和政治诉求，并不来源于他的政治路径的清晰度，相反，是来源他的官方洗脑和红卫兵情结及其衰落之结果——其结果为水果之结局，并不成熟完满。

我们从最后一点说起。

七十年代末叶和八十年代初叶，笔者接触到的所谓太子党人和准太子党人，他们那时的所谓政治选择，业已转变到经济发展层面。这个经济转变，来得势头迅猛，致使他们不再追缠意识形态主义和社会主义正确原则。这些人的感性直觉，就是老邓所谓接轨西方，拿来使用——这本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余絮，而非邓式独创——于是，疯狗之所谓衰落和沮丧，说明了郭氏本人，业已被抛却于这个立场和势头之外，成为沦落之人。

其二，但是，郭氏本人并未出现魏君之大义凛然之"正确"气魄。这个气魄，其实在人数可观的一批知识青年里早已成型。只是他们的胆识之胆，尚且不比魏京生（敦请注意，魏氏本人也是红卫兵出身。但是，在他的主体塑造中，"五个现代化"取代了他的身份前论；而郭氏，居然要以其文革年代之文本，划定其先知先觉之身份，不是假大空乎！）从明确其立场哲理分析，这个群体基本上发展成为后来海、内外之异见群体。郭之所以在这个时期，唱出这种非常之歌，非理性之歌和沮丧之歌，要完全将其定位在反抗和异议层面，就显得牵强附会。因为，如果说十年前，郭还在为（老）红卫兵感叹，那么，他的脑残意识，其实并不明显；而十年以后，郭的疯狗颂，明明是在国人预期改革和重新定位政治态势的思维健壮状态里突兀出世。而在那个时期，任何非理性因素和颓废精神，业已转化成为良性的思考，反思和判断。退一步讲，魏君民主论和党内实践真理论，同样是这种理性精神登上台面的证例。所以，不像十年前，人们对于毛，对于文革，还处在朦胧阶段而无法做出明确结论。

三，朦胧诗歌中人，很多人，可以说，那时在政治向上业已完成了对毛批判的态度转变。所谓启蒙运动之效，虽然仍然十分单薄，但是起点业已出现，坚冰业已打破——解冻之中国意味业已完成或者半已完成启蒙状态——所以，这个背景，人们在观察疯狗时候，不得不察，不可不察。于是，疯狗呈现的做狗，不做人的谐谑立场，却不完全是一种反讽，而确然是一种政治糊涂主义和红卫兵中人、一些失落者的哀叹。这个哀叹，既不同于上述红卫兵中人要改变政治游戏转而经济、转而和西方接轨，从经济救党主义入手，重新垄断政治之手段；也不同于民主派更加清晰可见的、敦促中国改革成为自由国家之愿望。郭夹缝其中，在1978年哀呈疯狗主义，不啻是一种最为落伍的感叹。这个感叹，以后发展成为他对于整个中国政治社会的无所认知和无所立场，而退于边缘。这个过程，被很多人置若罔闻，将此脑残者任意拔高为一代诗宗和中国之惠特曼，难道不是极其荒唐吗！

四，在政治明确而诗歌朦胧这个层面，同样面临我们上述所谓政治批判和文学揭露之间的痴黠。这个交叉，呈现两种情景：1，诗歌人不满足于一般性民主诉求而转为文学批判——乃至后现代主义提早误入中国——形成界面误植和认知紊乱之局面；在此阴错阳差之歧途上，追随者众，清晰者少（笔者也曾误入其中而为后现代解构主义所影响；此题深刻，在此不赘）；2，朦胧中人，一些人并无此见，而是一直以来，处在政治朦胧，政治无知和历史无知之所谓直感主义中，

且以一味朦胧为己任而不知其他。《今天》情景就是这样一种现实。今天中人有十分杰出之政治批判者和文学创作者，但是也有新左，商人和作协主席——一如前说。这也是今天和郭氏殊途同归之一种道路，一种道理，一种不确定！

五，在分梳今天和郭诗之间，我们认为，今天派多数人是采纳右派风格和反对派立场；其间较为中庸者和较左派，也是不乏其人。但是，像郭氏一样出身且赞扬红卫兵者，非常罕见。我们说的"不信"和"相信"，基本上做出这个区别。但是，由于今天中人的政治学素养的落差，使得他们中人并未意识到郭诗影响实在分裂今天人格（姑且这样说）上，起到了一个整体分化乃至堕落之结果。诚然，今天命运发展迄今，其政治态势的朦胧和模糊，不能不说是拿来郭氏，宗主其派之误。是一个大误！

现在还原主题。郭诗开篇即说，疯狗是"致奢谈人权的人们"！

请注意，奢谈人权之说法，是不是郭氏首创呢？当然不是。人权之反对者，就是中共。这是自不待言之事，之史。中共对于人权的改变说辞，在那个时候尚未出现。有常识者都知道，中共那时把人权说成是资产阶级之人权而完全嗤之以鼻——郭诗，也是对此嗤之以鼻——难道还有比这个夫子自道更加清楚的解释吗？

疯狗最后一句说——

"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

就能挣脱这无情的锁链，

那么我将毫不迟疑地，

放弃所谓神圣的人权。"

这个"放弃人权"究竟意味何在呢？

这个意味就是，尚且做狗，不要人权。这不又是岂有此理吗！

这样的诗歌文本和诗歌原意，难道还要如何百般为之辩护而赞为惠特曼吗！

是的，反讽说，也许可以辩解其中。因为这个诗歌文本说了很多不满意现实的话；如，镣铐；如，饥寒；如墙，等等。但是，这个所谓之反抗，最后却得出"不要人权"这个结论，这难道不是匪夷所思吗？

是有一些匪夷所思。只是这个"思"可以解释。反抗，一如上述所言，是其本人落差于被重新启用之太子党。第二，"思"之过，在于人们诉求理性反思时代而比照郭路生的虚无主义论调和风格（这个疯狗之先前版，当然是郭沫若的《疯狗礼赞》、《天狗》——那个虚无主义在批判当时的专制主义层面，同样忽略了某种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之思考，沦为一般性文学诉求——就不说郭老本人后来的同样之堕落和沦落）。

三，这个虚无主义成为改革时代最大的倒退主义。所以，当人们开始新一轮思考的时候，郭路生说，你们不要思考，都去做疯狗吧！我就是这样一条疯狗！这是不是非常奇特呢？一点也不"非常"，也不"奇特"！这是郭路生两败于革新者的证据，也是其脑残朕兆的瓦格纳式暴力主义美学的最后一跳！这个过程，诚如我们已言，他发生在红卫兵中人和知识青年文学青年纷纷觉醒，寻求理性之我思时代——而郭，偏偏要在这个时代，回到原始意义的朦胧和泄愤状态，且鼓吹人们做狗，做狗而不如之疯狗，实为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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