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一月号《动向》与《争鸣》二月号合刊所载大作《“六十周年庆典”应改国名》，发现下面一段与事实不符，而且引喻失当：
   
   “一九七八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像召公与周公藉百姓之力赶走厉王一样，邓小平与陈云藉‘民主墙’逼退中央主席华国锋，虚立胡（耀邦）、赵（紫

   阳），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陈、邓‘共和行政’。”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并无“逼退”中央主席华国锋。三中全会闭幕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华依然是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
   
   其次，胡耀邦也不是在三中全会上被“虚立”的，他是在将近两年后的1980年12月5日，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取代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而华正式辞去中央主席职务，则又过了半年，即在1981年6月。至于赵紫阳被“虚立”就又晚几年了。所有这些，都早就见于中共官方正式文件，并被广泛征引，不应混淆。
   
   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打倒“四人帮”后中共最高层的权力分配，华国锋开始失势，其原因并非什么邓、陈“藉‘民主墙’”之力的缘故，而是由于党内元老及资深高干在文革及之前迭遭毛的整肃，遂在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由陈云率先发难，重夺实权。其间，西单“民主墙”的民间民主运动，固然有助于中央工作会议出现的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但党外的呼声毕竟不能对中共最高层的权力分配构成决定性的影响。
   
   第四，华国锋无论在中央工作会议或者三中全会上，都属正面人物。这两个会均由他主持。他能发扬民主，听从陈云、叶剑英和胡耀邦等人的正确意见，接受与会者对自己的批评，并且作出自我批评，确保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对此，中共现领导已予以应有的评价。文中将他同残忍无道的暴君周厉王相类比，是有失公正而且极不恰当的。
   
   据史书记载，周厉王于公元前878年至841年在位，其最为人诟病的是“止谤”。即任用卫巫监视口出怨言的人，一经发现就立即处死，以此压制国人对其暴政的不满。不料压迫越厉害，反抗越强烈。民众终于揭竿而起，他仓皇逃窜到边远的外地，最后死在那里。文中所谓“召公与周公藉百姓之力赶走厉王”，不知有何根据。
   
   第五，陈、邓的“共和行政”这个提法也十分牵强。邓和陈的权力与影响力绝不对等。硬将召公和周公的故事套在他们身上，未免显得不伦不类。而且若按文中所言自1978年起算，陈、邓“共和”也不止十年。
   
   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去年国内外传媒均有大量评介文章，基本史实应已广为人知。遗憾的是依然有若干作者、论者，完全不顾早已披露的事实真相，信口开河，或以讹传讹。幸好上述两个会议的与会者及知情人仍有健在，许多细节不难澄清。
   
   但由此暴露出的学风问题值得注意。概而言之，即当年胡适先生所撰的《差不多先生》之身影，还在人文学界徘徊。本来现时资讯发达，互联网收录的信息极为丰富。重大历史事件尤其巨细无遗，查核真伪简直是举手之劳。可惜严谨治学者尚属少数。加以大陆弄虚作假蔚然成风，在其影响下，连编辑人员对于一些史实或文字上的明显疏漏，也往往听之任之，见怪不怪了。
   
   莫非真是积重难返吗？
   
   （09-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