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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谜——中共早期党史一瞥
引言---“英雄造时势”
“我认为英雄造时势。例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犯错误，是他实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结果。”
说这句话的，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青年团员，少年儿童队的辅导员。时在1950年寒假期间，距今已有59年了。自然未必百分百为原话，其大意却保证无误。
这里要解释一下。当时中共在广州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共青团的前身。同时筹建少年儿童队，后来改称少年先锋队。那次是团市委举行“冬令营”（大概是这个名字），参加者绝大部份是全市各小学的学生干部，地点在朝天路小学。其内容主要是“洗脑”，让大家认识“党”的英明伟大。当然包括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听大课之后分组讨论，题目之一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
笔者当时刚满10周岁一个多月，虽然已在上六年级，但对于上述论题实在讲不出多少道理。同组的小伙伴虽然都比我大一两岁甚至好几岁，也一样“才疏学浅”。因此我们基本上充当聆听的角色，任由本组的几位辅导员唇枪舌剑一番。
会上其他人讲了什么已记不清，似乎主张“时势造英雄”的居多。但从此，“陈独秀”与“右倾投降主义”就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直到最近读了《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才明白自己上当受骗。1927年中共之所以遭到挫败，斯大林应负主要责任。或者说，斯大林这个“英雄”造成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时势。
陈独秀的形象被歪曲
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作者姚金果，在井冈山干部学院工作。该书于2006年1月问世，至今已3年，但似乎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作者大量引用了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档案，尤其是有关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的资料，因此，可以使人们对不少历史事件的真相有所了解。
根据该书的记述，陈独秀从创建中共开始，直到1927年7月12日，他被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逼迫下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辞去总书记职务为止，绝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会固守己见，既不轻易向联共（布）的压力屈服，也不畏惧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右倾投降的帽子其实是斯大林硬扣在他头上的。
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中共一大之后不久的1921年9月中旬，陈独秀辞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挑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重担。（《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18页）他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越俎代庖之举甚为不满。
某日，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返沪的张太雷求见，顺便劝陈道：“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产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也不能例外。。。”话还未了，陈独秀便“啪”地一拍桌子，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包惠僧：《回忆马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2册，263-26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事后，陈独秀将中央局另外两名成员李达、张国焘，以及上海的一些党员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20页）。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既然是中国的一个政党，一切都应该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负责。中共要独立干革命，没有必要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19页）
可是，形势比人强。两个星期后的10月4日，陈独秀在其位于法租界的寓所被捕，一起被捕的还有其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的杨明斋、柯庆施和包惠僧。在陈家搜出的《新青年》成了“罪证”。
为此，孙中山给法租界的领事发了电报，蔡元培、胡适、李大钊也都多方设法，但马林奔走营救最为得力，包括找法国律师为其打官司，从共产国际给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打通关节，等等，终于使之于当月26日出狱。
获释的次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局书记身份召集中央会议，确认了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有经济联系，前者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经后者批准后实施。但中共中央不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如有必要的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上述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一大”后成立的。它是中共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全国性组织，张国焘为主任。而赤色职工国际则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跨国工人组织。
可见，钱虽不是万能，无钱却万万不能。没有苏联卢布，中共的活动寸步难行。对于这一点，学者、教授出身的陈独秀似乎忽略了。他出狱之初虽感激马林，却仍然拒绝外国资助，坚持自己创建的党特立独行。
形格势禁，大半年后陈独秀改变初衷。1922年6月30日，他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其后不久的7月16日至23日，中共“二大”召开。会上正式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从此，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同上，31页）
三次大让步之真相
按陈独秀的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平等合作以推动中国革命。但斯大林控制的共产国际却一再指令中共作出重大让步。事后却把这些让步归咎于陈独秀！
头一个让步指的是国民党“二大”的选举。孙中山先生1925年3月逝世后，当时的形势本来有利于中共党员巩固与扩大其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却于5月间反对陈独秀的积极计划，不同意多选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9月共产国际明确指示不要在国民党内争领导职务，10月维经斯基“指导中共中央全会作出决定：除必要时共产党人不再进入国民党领导岗位。”（201页）
之后，国民党于1926年1月1日成功召开“二大”，所选出的36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7人，不到三分之一。被称为“陈独秀退让的结果”。
其实，新当选的国民党9名中常委中，有3名共产党员：谭平山、吴玉章、杨匏安；中央党部的秘书处和九个部中，绝大部分领导职务由共产党员担任，包括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代理宣传部长（毛），秘书处全体成员以及除商业部外其余八个部的秘书。当时机构精干，部长之下只设秘书。故和国民党“一大”相比，共产党员的权力实际上大为增强。可见指责陈“对国民党右派作出了一次大让步”，根本不合事实。
第二次让步是“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宣布在广州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对此，毛、周恩来和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独秀长子）主张反击。但正在广州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领导人、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则主张对蒋让步。（218页）
事后，陈独秀在上海会见布勃诺夫，根据布所定调子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指令，指出蒋的行动极其错误，“但他是受了右派的挑拨，事情不能用简单的惩罚蒋的办法来解决，而是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227页）
到4月中旬，陈延年的详细报告送达上海，陈独秀改变了态度，决定“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孤立蒋介石。”同时加强左派军事力量，“以便必要时打击蒋介石。”为此，陈派人赴穗与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等组成特别委员会，与鲍罗廷共商落实计划的步骤。卒因鲍的反对而落空。故未能反击责不在陈独秀。（229页）
第三次是1926年5月中下旬，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四项“整理党务案”。那是蒋介石个人或与他人联名提出的，目的在于“限制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削弱共产党人的权力，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因鲍罗廷事前与蒋达成协议，并做了大量工作，出席全会的共产党员“没有人提出有力的反对意见”。（244页）
国共争天下，蒋继承孙中山遗志，发展自身势力乃属正常。而斯大林当时认为只有蒋能控制中国局势，他上台对苏有利，故命令其在华代表不能与蒋翻脸。陈独秀则处处着眼于中共自身利益，意见与斯大林相左。胳膊拗不过大腿，还要蒙上恶名，可谓左右为难。
“四。一二”政变前后
事态朝着陈独秀担心的方向的发展。国共合作终于走到头。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两天后，吴稚晖约集蔡元培、张静江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打出“护党救国运动”的旗号，鼓动“清党”。4月2日，蒋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政要作出部署。他宣称：“十三年（1924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他们的组织。。。北伐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当时蒋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张注）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南京，建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成功。（354页）”
此前的3月25日晚，陈独秀召开特委会议，在会上阐发了准备与蒋介石进行决斗的思想。并向莫斯科告急。不料，3月27和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等的建议，连续给中共中央发来急电，强调“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356-357页）
其后蒋加快步伐，并准备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鉴于事态紧急，陈于3月30日毅然决定布置“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并于次日发电向莫斯科报告。
万万没有想到，联共（布）的领导人当天就回电反对反击，同时说什么“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这表明“他们还指望蒋介石继续指挥军队进行北伐，以便尽快统一中国，这样将来的中国政府必然就是亲苏的政府，因为是苏联在支持蒋介石北伐。”（358页）
如果说上面的分析只是一种推测，那么，4月5日斯大林的讲话就清楚地道出了他的如意算盘：
蒋介石明天会做什么，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但至少现在，他领导着军队，命令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这是事实。在这方面他比所有的策连捷里和克伦斯基们都高。当然，蒋介石没有读过马克思著作，而策连捷里和丹以及克伦斯基也许读过马克思著作。蒋介石没有自称社会主义者，但情况恰恰是，他高于这些社会主义者，高于这些克伦斯基、策连捷里和丹之流。为什么？因为，由于事物的逻辑所至，他领导着反帝的战争，迫于形势他在打仗。。。我认为，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党的文献》，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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