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之春》09年1月号

   身处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浙江地区，我最直接地感受到了经济危机的份量。奥运之前，一切欣欣向荣，楼市股市的泡沫越吹越大，人人趋利津津乐道。奥运一结束，经济就遭遇寒冬了。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浙江江龙控股、中国飞跃、华联三鑫等大企业出现问题，或被债权人讨债大军包围，或等待政府“救市”，或资不抵债祇能破产。经济危机带给全社会的问题更为严重，浙江有上千万外来劳工，而我老家安徽太和县一个乡在浙江务工人员不下千人，四川某一个县在浙江玉环县就有5、6万人，占该县人口的十分之一还多，企业裁员50名以上必须经政府“审批”，“废品收购站”、“娱乐服务业”等以往兴盛的第三产业大批关闭，经济危机直接影响了这些人的就业。经济形势不妙，停工无工人员大量增加，火车站的人流每日剧增，已经比上春运时期的拥挤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更为严重的是昔日被经济繁荣掩盖着的社会矛盾这个“干柴”，往往会借助经济危机的“烈火”火上浇油，不可收拾。

   有人说，经济危机来临，今天祇是“初冬”，明年是“寒冬”，后年是“严冬”。出口下降，“内需不足”，钱袋子还要捂紧……难日子还在后面。经济危机涉及全民方方面面，不像呼吁“民主自由和政治体制改革”祇是一部分人的责任，民众可以不参与争取民主自由运动，但无法逃避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诸如就业压力、社保压力、教育压力、医疗压力、住房压力等等。奥运前，经济还比较乐观，人们对现实还比较能够忍受，对未来还有期盼，可现在经济危机来了，钱包越来越空，收入越来越低，官员腐败加剧，人们所期盼的“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果”一一落空，经济危机就直接转化成社会危机，中共遭遇的压力是空前的，这将导致中共由此陷入“发展泥潭”，并带来政治危机。

   “八九六四”运动，之所以没有全民参与，祇因为当时经济基础还比较稳定。当年中国流行一部肥皂剧《渴望》热播，直接的社会效果是“万人空巷、犯罪率下降”。可近20年来，中国祇是经济建设大进步，社会建设大退步，每年发生群体性事件就高达8、9万起，社会学家于建嵘称此类社会冲突事件为“泄愤”。“泄愤”事件直接导致犯罪率上升，社会秩序将因此混乱，甚至引发大规模动荡。

   经济危机直接导致上亿广大农民务工人员失去生活来源，被迫转入农村务农。而城市低收入阶层比农民更为悲惨，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的新市民，土地被征用，补偿款花费一空，有的还遭遇住房拆迁，就业压力大，这些人将会成为“泄愤”的主要参与者。经济危机到来，政府控制能力和社会应对局势一旦失控，被抛弃的农民和城市人员就会成为社会最危险的群体。而且，广大进城农民，进城时间长达10年以上，有的近20年，甚至从未从事过农业劳动，也常年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一旦离开城市，回到农村，发现土地极少，如河南、安徽等外出务工人员大省，人均土地不到一亩，生活没有依靠，他们会对农村的社会安定构成极大的威胁。一旦在农村无路可走，他们还会“杀进城市”，甚至严重破坏城市社会秩序。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农民土地流转，农民承包村里的集体土地，原承包期限30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新政策是还可以延长30年。但问题是，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人均土地偏少，土地产出祇能供养一家人的口粮，无法用于生活消费、教育文化、医疗等开支，农民祇能选择进城务工，而进城一旦没有工作，经济繁荣靠农民“扩大内需”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所谓“流转”也不过是30年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确认，对于农民来说远不如进城找一份工作更能吸引人，更为实惠。

   且不管农民有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但拥有长期使用权，按照温家宝的话解释就是“永远不变”的使用权，可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政府大量征用农民土地，然后高价转售，这个“永远不变”也是靠不住的。所谓“流转”，更是不可靠的。

   中共统治60年超级稳定，主要因为广大农民是最大的承受天灾人祸的“国家的海绵”。60年之后，有3亿农民进城看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却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若让这样的海绵再为天灾人祸垫底，就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他们不但要土地，还要工作，要维权，要城市户口或户籍自由迁移，要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黑人都当总统了，中国农民不能再当永远的“二等公民”，每年8、9万起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少不了农民参与。

   根据中国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资料，最近10年来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在迅速增加。全国范围的群体性事件1993年共8709宗，此后几年几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宗，2003年60000宗，2004年74000宗，2005年84000宗，2006年达到90000宗，其中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性事件约占了全部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75%以上。2005年全国农村共发生群体性事件30300多起。其中因土地引起的群体性突发事件约19700起，占全部农村群体性事件的65%以上。一些事件有个明显特征，就是无直接利益关系的群体参与事件，如奥运会前发生的贵州瓮安事件，工人和农民根本就不相信政府，认为政府在说假话、欺骗。在民众眼里，政府缺少威信，毫无公信力，就是腐败的代名词，上海“杨佳案”便是另外一个极端的案例，网上有人称其为“杨侠客”，足见民众对政府认同的流失程度。

   中共经营60年的专制体制，表面上像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实际上支撑的是个相对空虚的躯壳。这些对于全民来说，社会一旦失控，爆发点就会在政府和民众的冲突之间产生，而经济危机将加快这样的爆发。

   严峻现实考验着中共的执政能力，也考验着中国民众的承受能力。中国各级政府非民选，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确实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经济难题和社会难题。中共高调的所谓救市和预案，没有社会广泛参与，缺少民意，缺失民众监督，往往成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现在，危机已经出现，留给中共的机会不多了，中国若不顺应民意迅速而剧烈地变革，中共将承受更大的代价。这一代价是从未有过的，也是致命的。未来3、5年时间，中国由经济危机引起的社会转型不可避免，也可以说将能看到最后的中共到底成为什么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