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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来源：观察
《巴登夏日》是一本险些被埋没的杰作，它的第一版只印刷了区区几百册，且未能引起任何读者的注意和评论家的青睐。有一次，美国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在一家旧书店中偶然发现了它，被其深深打动，并促成它的重新出版，随后它才获得佳评如潮。与《日瓦格医生》和《古拉格群岛》这类有准确的现实指向性的巨著不同，《巴登夏日》是一本怀旧之书，是一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之书，是两段伤感之旅的交集——一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安娜在德国小城巴登、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的旅程，一段是作者本人为寻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足迹而在莫斯科和彼得堡之间的旅程。在历史与现实的交错之中，作者是为了寻觅心灵的自由和生命的价值，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先知也在这部小说中暂时复活了。苏珊•桑塔格如此评论说：“如果想读一本书就能体验到俄罗斯文学的深刻与力量，那就读这本书；如果读一部小说灵魂就会变得更坚强、对感情的理解就会更博大，那也就读这本书。”这一说法是否有些过誉呢？
列昂尼德·茨普金《巴登夏日》的作者茨普金，在苏俄文坛上名不见经传，他不是一名专业作家，乃是一名杰出的医学家。茨普金是犹太人，同样也是医生的父亲在三十年代的大清洗中，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当时企图跳楼自杀，却摔断了脊柱；茨普金的儿子和儿媳在七十年代移居美国获得成功，他和妻子遂成为“人质”。虽然在医学研究领域成就斐然，并一直“莫谈国事”，但由于“出身不好”，茨普金是当局眼中永远是“不可信任”的人，他和妻子多次申请出国都被拒绝。莫斯科签证处处长明确告诉他说：“医生，你永远都不会获准移民的。”当局并不是要留下他来重用其医学方面的专长，而是故意闲置他、羞辱他、玩弄他，这就是极权主义的可怕之处。就在申请出国被拒绝之后，茨普金失去了在研究所的工作——剩下的惟一可以维持生活的手段，便是将英文的医学论文翻译成俄文。黯淡的前途，并没有泯灭其对文学的挚爱，《巴登夏日》是在这段四面楚歌的日子里完成的。让他多少感到欣慰的是，儿子从美国打来电话说，《巴登夏日》已经在纽约一家俄罗斯移民的周报《新报》上连载。就在他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一个星期，正在家中写作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不舒服（其实是心脏病发作），躺下大声喊了妻子一声，然后便死去了。如同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生活在一个真理暧昧不明的时代，一个坚持说真话的人，心脏必然承受沉重的压力，心脏的功能不可能是完好无缺的。医生们恰恰对如何保护自己的心脏无能为力——从契诃夫到茨普金都是如此。
茨普金不是一名在民众当中和在西方都享有盛誉的、持不同政见作家，也从未参与过任何反对苏联当局的实际活动。他独来独往，沉默寡言，与异议作家群体亦鲜有交往，惟一来往过的异议作家是西尼亚夫斯基。西尼亚夫斯基指点过茨普金的诗歌写作，一九六五年西氏被捕之后，茨普金与外界的联系便完全封闭了——他不可能与医学界的同事们讨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俄罗斯文学中的“永恒”话题。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来说：“处于自尊和难以消除的忧郁，以及不愿去冒为非官方文学机构所拒绝的风险，茨普金根本不愿去跻身于六七十年代莫斯科颇为盛行的独立的地下文学圈子，六七十年代正是他为‘抽屉’而写作的年代，这是为文学本身而写作。”所谓“为文学本身而写作”，这种立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茨普金独自默默地写作，这是一种没有读者的写作，一种不寻求出版的写作，既独立于官方虚假、空洞的“歌德体”文学之外，也与那些充满挑战意味的地下文学关系不大。他的作品既不足以成为官方出版社的候选书目，也未曾以地下形式出版或传抄，幸运的是，茨普金的“主业”是医生，“副业”才是文学，他不必靠写作挣稿费来维持生活，所以他的写作既不必媚官，也不必媚大众和媚同行；写作从未给他带来丰厚的经济收入，也没有为他带来一丁点的荣誉。本着纯粹的文学立场和内心深处的呼求，茨普金回到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之中，回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他从陀氏夫妇的日记、回忆录等资料中复原了“那个夏天”——谁能想到，巴登这座富人云集的疗养地，却因为一对来自俄国的、寒碜的夫妇而被人追念？
其实，疾病缠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在巴登让身体得以康复。相反，他无法抗拒赌博和酒精的诱惑，尽管每次从赌场出来的时候心里都充满懊悔，却还是忍不住再次走进去，将回程的路费都赌光了——他甚至不顾妻子已经有身孕了。由于赌博血本无归，他们一度无力支付基本的食宿费用，稿费又迟迟没有汇到，于是倍受房东和女仆的白眼。安娜不得不变卖首饰和衣服以度过难关。像安娜这样贤惠的妻子，也忍不住与丈夫发生了严重的争吵，但每次争吵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像孩子一样跪在床前请求谅解，甚至“跳了起来，挥起拳头拼命打着墙，接着狠狠地撞自己的头”，安娜怎么不能不原谅他呢？“安娜的心中充满了对眼前这个男人深深的怜爱和责任感，就像是一个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那种感情。”这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夫妇，如果没有上帝在他们中间，他们的爱情如何能够维持下去？安娜的勇敢和忠诚，在俄罗斯文学中从未更多出现。当他们终于踏上回国的路程的时候，安娜这才松了一口气——然而，他们相亲相爱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巴登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远方的黑林山和图林根山上飘着一缕缕紫色的云，近处的小山披着深绿色的衣裳，一座座的古堡和新堡屹立在小城周围”。俄罗斯的烟尘、西伯利亚的风雪，被留在遥远的北方，陀氏却念兹在兹，经常在梦中遇到那些囚徒、农夫、乞丐和癫僧们。他就在他们中间，他始终都认为自己是背井离乡的浪子、是不可自拔的罪犯，“每一个罪犯都与浪子一样感到自己并不在家而是在途”。在茨普金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一个人——“对人类的苦难极其敏感的一个人，为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孜孜不倦地鸣不平的一个人，热情地捍卫地球上所有生命并为每一片树叶和每一根小草深情地歌唱赞美诗的一个人”。这个人看到并亲身经历了世上的苦难，恨不得将身上所有的钱都送给街头的乞丐。他患有严重的癫痫病，每当病发的时候，基督的形象便在眼前出现。他最喜欢的是那幅不知名的画家的作品——《死去的基督》，“看了这幅画，谁还能丢掉信仰？”茨普金用无比精妙的文字重现了这幅画：“画上的耶稣头戴荆棘之冠，若有所失地坐着，胳膊肘支在膝盖上，瘦骨嶙峋的手毫无生气地垂在腿上，画上的人群中有这样一个人，一张小市民的脸，红红的下垂的脸颊，通红的土豆鼻，他伸出一只肥肥胖胖的长着浓密黑毛的手指指着耶稣……”耶稣是一个被人唾弃的对象，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看作精神不正常的异类；耶稣生前没有得到犹太知识分子阶层的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说服日渐焦灼不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止于暴力。然而，他们的事业并没有失败。
陀思妥耶夫斯基眼见着同胞们义无反顾地走向歧途，走向古拉格群岛，禁不住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们回头，却一次次地遭到羞辱，如同《白痴》的主人公梅什金公爵的遭遇。当人们将天使当作白痴嘲弄的时候，他们有祸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不在意别人如何对待他，他的身体贴近苦难的大地。美国作家杨腓力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下层隐藏的基督信仰的信心，对慈善和悲悯的呼吁，对最新的社会工程理论的不信任——这一切都令他被视为落伍的道德主义者，对现代俄罗斯的种种问题完全无能为力。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基于功利主义的道德的道路，切断于超然的可能。他们认为，为了达到美好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为了群体的解放，个人应当先出让自己的权利。那是一条撒旦设计的道路，人们前赴后继。
谁是这个时代的白痴呢？茨普金的这段描述，既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也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他坐在石阶上，狂风大作，周围飞着小树枝和小石子，不知是谁还朝他伤痕累累的脸上吐唾沫，那些嘲笑的面孔一刻不停地冲他狂笑着，他却仍然一脸的冷竣和沉思，石头和雪块不停地从山上滚下来，他却起身继续执著地往上爬，向着山顶，继续前进。”他们永远在路上。即便漫步在巴登的城堡、教堂的塔尖、莱茵河的流水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没有忘记他的理想，他像旧约中的先知耶利米一样为俄国即将来临的悲惨未来痛哭流涕。他跌跌撞撞地与那个看不见的“历史规律”搏斗，茨普金写道：“这就是人类的理想，也是他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深深地埋在他的心中，从来未曾改变和放弃，他有时甚至故意嘲笑自己对这个理想的固执，可是每当置身于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和众人的不理解的笑声中时，他就更加坚定这个理想一定能够实现，那位不知名的画家在画里为自己指明了一条道路，自己现在就在这条道路上，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抱着那本在流放地一直阅读的新约圣经闭上了眼睛，“像熟睡了一般，脸上带着一种特有的严肃和平静”。若干年之后，在无边的寂寞中，在没有回音的角落，茨普金坚持一个人的写作，不也是为了维系此一理想吗？这就是三百年来俄罗斯知识分子最可宝贵的传统啊。
《巴登夏日》中译本封面火车站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场景。茨普金乘坐火车去寻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脚踪，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梦游般地行走在火车站的人流里，“他站在山顶上，就是那个之前看起来是如此遥不可及的山顶，仿佛站在了世界的最高点，整个星球的高山、海洋、森林、河流，还有大大小小的教堂以及人世间的忙忙碌碌、恩恩怨怨都尽收眼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玛佐夫兄弟》中发出警告说：“没有上帝，一切都是被容许的。”这一警告始终不被人们倾听。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人们彼此下拜，习惯谎言，并致力于建造种种“金牛犊”——列宁的陵墓、斯大林的画像、元帅的制服、太空人的勋章……在这一切的背后，却是千百万的生命被剥夺、被屠戮。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一个世纪之后，另一位先知式的人物索尔仁尼琴写到，正是通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他首次理解到属灵的高于物质的，从而回到自由的本源上。阿克顿说过：“没有任何国家在缺乏宗教的状态下是自由的。宗教产生并增强人们的责任意识。如果人们不是被责任所守护，他们必定被担惊受怕所包围。他们越是担惊受怕，他们就越不自由。”但是，由于当代人匍匐在理性和科学的脚下，不再强调这一神学根据，也不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自由，而是着眼于实际功利，把自由仅仅看成是一种权利，最后追寻自由的人走到了自由的反面。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以及哈维尔等少数派则坚持认为，自由是源于上帝和灵魂不死，是一种等同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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