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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比和阳光法案:“官有十条路民有九不知”的克星

攀比和阳光法案:“官有十条路民有九不知”的克星
   
   文/亦忱
   
     前言
   
   我的母亲活到84岁去世,终生都是文盲。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她1917年诞生在江西省新建县一个比较殷实的中农之家,直至2000年离我而去,居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按她老人家经常对我说的话来讲,她在我的外公外婆秉持的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荒唐思想熏陶之下,是一位真正的“睁眼瞎”。不过,在我的记忆中,我亲爱的老娘所拥有的人生智慧,却远不是我这种初通文墨的半吊子文人可以比拟的。作为一位真正的文盲,我的母亲可以说用她自己的人生故事,把“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的格言,诠释的无比正确。
   
   比如,我妈生前曾不止一次告诫过我们兄弟姐妹们,“民不可与官斗,因为官有十条路,而民有九不知”。然而,与她的这一说教大异其趣的是,她却在自己艰辛无比的人生履历中,不仅从来就不怵任何官员,而且,往往能令那些和她打过交道的官员们感到真正的头痛。
   
   
   1
   
   下面,就是我妈生前曾不止一次给我讲过的故事(请网友原谅我在博客中再次拿这个陈旧的故事说事):
   
   那是1963年的秋天,我们全家非常幸运地熬过了那个饿死人的年代。那时,我大哥因饥饿而初中毕业辍学在家已经两年,虽然不时在外做点临工赚些钱补贴家用,但却是个真正的失业青年。
   
   一天傍晚,我爸所在的景德镇包装工厂的同车间的万主任陪着厂党委曹堂婆书记前来我家走访。原来,他们是亲自上门来动员我妈,让我哥下放农村,去120里之外的浮梁县九龙山农场垦荒。
   
   那天夜里,我爸对主任和书记的造访,其实早就心里有数。因为此前,我父母为这事已经不止吵过一次架。因为我那位“老实的结壳”(此为我妈对我父亲最权威的鉴定之语)的父亲,在厂里确实扛不住组织施加的压力,早已经答应让我哥下乡务农,只是由于我妈坚决不答应,并把家里的户口本藏了起来,没法把我哥的户口迁往农村,才拖到最后,由党委书记和车间主任亲自出面,来解决这个全厂职工瞩目的“钉子户”问题。
   
   据我妈说,那天晚上,万主任对我妈说:“嫂子,现在党和政府正在号召城里的知识青年下放农村,你家儿子现在中学毕业正好可以响应号召去九龙山农场务农啊。那个地方我和曹书记都去看过,真是个青山绿水的好地方呀。你儿子今年去,明年笃定会娶个好老婆回家。后年,你若不抱孙子,就算我是龟孙子骗你。”
   
   我妈耐心等那万主任说完,便接着他的话头说:“好啊!我们是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我儿子是应该去农村。不过,我看你万主任的儿子今年也初中刚毕业了,曹书记的女儿去年初中毕业后也在厂里做临工,要不,这三个伢一起去九龙山农场如何?”
   
   我妈这席话一说完,曹书记和万主任顿时瞠目结舌无以应对。遂灰溜溜地从我家告辞。从此,再也没有跨进过我的家门。结果,此事不了了之。
   
   次年,我哥即被招工去了一个大型的三线工厂当货车驾驶员。此后,他安全地开了30多年汽车,居然开坏了三辆崭新的解放牌卡车,可以说跑遍了除新疆和西藏之外的全中国,终于在2000年满55周岁后,圆满地提前退休作了一个有保障的城里人,而不是像个老农靠儿孙们供养在荒野中了此残生。
   
   2
   
   在再次讲了上面这个发生在我家的真实故事之后,或许有朋友要问:你究竟要以此说明什么问题呢?
   
   下面,我就以这个小故事为由头,说说我对这个故事中所蕴涵的深刻道理的粗浅理解。
   
   坦率地说,根据我在官场讨生活超过20余年的体会,所谓“官有十条路民有九不知”,仅仅是个形象的说辞。其实,当下中国真实的现状是,中国官员条条大道通北京,而民众只有一条道走到黑:你得永远服官管。否则,官员修理你将没有商量。
   
   但话又要说回来,中国的官员其实也有非常惧怕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阳光下的事实真相。比如,新余市10几位官员去年糜费公币游玩北美的账单,被网友无意中捡到加以曝光,居然导致对此负有责任的两个官员丢了乌纱帽。自然,对所有中国官员而言,像新余的那些倒霉的官员无意中踩到一坨牛屎的事情是个低概率事件的意外。这种极富戏剧性的故事不会经常发生。
   
   在我看来,若说中国的官员当下最害怕的是什么?我以为是同僚的攀比乃至治下民众在阳光下的攀比。这就像我妈当年为了抵制书记主任动员我哥下放农村一样,你若硬扛,是毫无获胜希望的,而只会招致领导对你施加更大的压力,直到你就范为止;而阳光下的攀比,则能一招而令那些趾高气扬的官员不知所措,找不到北,甚至能令那些大愚若智的官员顿然威风扫地也不是没有可能。
   
   3
   
   老实说,对运用阳光下的攀比这招能令上级官员威风扫地的手段化解心头怨气或排解胸中郁闷的勾当,鄙人在前些年也曾牛刀小试过一回。
   
   那是在2003年下半年的时侯,我们单位准备给全体员工解决住房问题。据传,当时准备拿出一笔总数达200多万的大钱来补贴给每个员工。未经证实的传言是,每个人获得的购房补助,都不会少于2万元。这原本是个皆大欢喜的好事情。可是,我们单位的几个头儿,却一如脑子进了水一样的白痴,居然做出了一个荒唐透顶的决定:进了党组的班子成员,全可以享受超员工待遇,个个可以在所谓“院长楼”获得一套超标的住房,却唯独把我这个被边缘化了的副调研员“村长不当干部对待”,做了卵子皮外的东西处理,还特意由办公室的干部打电话把我喊到院里,当面通知了这个糟糕透顶的决定,并明确要求我书面具结,表明是接受还是不接受这样的分房决定。
   
   那天,当我来到单位,听说这个传闻是真的时,顿然有一种血冲头的感觉,当即做出决定:如果不能和头儿们做邻居,此房我不要了,但前提是,请院里把补贴给我的钱悉数存进我的住房公积金帐户里。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天,为了能让办公室的小周好对上交代,我在他的办公室,一挥而就,书写了一纸个人意见。其大意共有5条:
   
   1,院里给大家解决住房问题是好事。这个好事一定要办好,不要办成有些人开心,有些人闹心的孬事。
   
   2,虽然院长们素质很高,工作很重要,责任也很重大,但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都不足于作为自己获得豪宅的理由。所以,我首先是反对单建院长楼,强烈建议院领导们在住房问题上和大家打成一片,而不要脱离群众。
   
   3,如果院党组不改变业已作出的决定,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也愿意服从这个自己认为是错误的决定。我的问题是,院里单建院长楼,那怎么安排我的住房?对此,我的态度是,如果我在院长楼中有份,我可以最后拿院长们挑剩下的顶层或底层;如果没有份,我则不想要这种令自己蒙羞的住宅。作为退出分房者队伍的合理补偿,请院里把补助给全院员工的购房补助,按平均值存入我的住房公积金。
   
   4,如果院里既不改变早先作出的决定,也不采纳我的第三条意见,我在此明确告诉党组,我会去莲花塘(此为市委所在地的代称)走一趟,找相关领导要个说法;若莲花塘讨来的说法能令我满意,我就算了。
   
   5,如果莲花塘要来的说法不能令我满意,我会再去南昌二经路(此为江西省委的代称)走一趟,再要个比较满意的说法。若二经路要来的说法也不能令我满意,我就知难而退。我在此保证,自己不会去北京要说法,原因很简单:新华门我进不去。
   
   说来令人感到很可笑,当我在这张纸上的一片潦草的涂鸦文字递上去之后,当时传闻,很快就要交流出去的院长,立马撂下挑子不再管这事了。结果,原本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因为敝人心里不痛快,居然让我这个不上斤两的小调研员给生生地搅黄了。
   
   
   4
   
   我相信,凡在这个体制内讨生活有些年头的人,如果他不是真正的白痴,大概都会对这个体制有着切身的感受:虽然这个社会各阶层的官员都敢无所不为,但是,估计没有一个官员不害怕自己最相近层级的人员和他进行阳光下的攀比:如果局长有车坐了,副局长就离摆脱走路上班的日子应该不会很长;科长配了手机,副科长则会很自然地经常设想,自己用的破小灵通丢进垃圾桶的时间也就屈指可数了。
   
   我的朋友天津财经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炜光教授,是中国首屈一指的财政学家,他去年曾在《南方周末》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关键是公开政府花钱的秘密》的文章。
   
   在文中,他这样写道:“2004年,我国的公款吃喝费、公车消费、公款出国游、公款赌资外流等费用加起来竟达到12086亿元,占当年税收总值的47%。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目前这个数字目前又增加了多少?有没有措施能有效地制止这种错的离谱的倾向?”【注1】
   
   对此,我的看法是,李教授所提的那些问题,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官场的攀比效应,会导致国家的财源哪怕再充裕,也会像一个血友病人出现创口一样,血流不止:我们的财政制度和血友病人一样,虽然造血机制一如常人,但却都没有凝血机制。
   
   而阳光下的攀比,其实应该说是人之常情。你能活得很好,凭什么我要比你活得差?你能去欧洲16国游逛,我去去“新马泰”总可以吧?你接待客人可以去5星级酒店,我到3星级总不至于让领导不开心吧?你的坐骑是奥迪、别克,我坐坐普桑、奇瑞,想必你也无话可说吧?我以为,中国的财政收入很大一块,就是让这些号称“公仆”,其实是大大小小衙内的公子哥们,在制造三个“公害”(即:公车奢靡、公游挥霍、公吃铺张)的竞相攀比花钱中,给糟蹋掉的。
   
   知道什么叫“三敢干部”吗?那是“敢贷、敢花、敢赖帐”之简称。这种“三敢”干部,时下举目所见,可说遍布神州。当下,最极端的例证是,一个刚刚从8级地震缓过气来的北川县政府,居然就敢拿国人节衣缩食,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捐款,购置价值110万一辆的日本造陆地巡洋舰摆谱。说心里话,当我听到可爱的韩寒揭露这个令人五雷轰顶的新闻时,我真为自己按中组部的要求交纳的1000元汶川地震救灾特别党费和自愿捐出的近千元救灾捐款而感到心痛。套用外交部发言人惯常使用的说辞,什么叫“严重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还有什么比北川这样的孬官,如此挥霍中国人民的血汗钱,更伤我的感情?
   
   我虽然不能经常代表别人表达愤怒,但我仅代表自己表达一下对北川的孬官鄙视一下总可以吧?想想那个赢得CCTV致敬的“卖炭翁”家中最值钱的电器就只一盏15瓦的灯泡,居然捐出了1.1万元去救灾,虽然我从来都不骂娘,哪怕是在新正年头,还是忍不住要骂一句:北川的孬官们,你他妈真不是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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