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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病人的胡思乱想：做一个人的山寨的寨主
自序
我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国病人，既贪生怕死耽于享受，又不学无术身无长物。当我活到50多岁之后，突然得知，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黑色的天鹅生活在澳洲和新西兰，确实是深感震惊。
前几天，我在虚拟世界流浪，来到了一个名叫《译言》的网站，读到了网友frankchin翻译的文章《把不可能的事当回事：采访<黑天鹅>的作者》。于是，一种顿悟的感觉油然而生：原来，我之所以不愿在既定的蝇营狗苟的生活轨道上一条路走到黑，感情是自己有一种拒绝做一头幸福透顶的猪而冀望当一只与众不同的黑天鹅情结时时刻刻环绕在心头。
今日，在我这个中国病人开始胡言乱语之前，有必要把有关黑天鹅的背景知识做个简单的介绍：
在1697年之前，欧洲人普遍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所谓“黑天鹅”这个词汇，曾经是欧洲人闲谈和写作中用来表述诸如中文“海外奇谈”、“黄河变清”和“太阳从西边出来”的惯用词。其主要意思，是指称那些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物。
但是，“黑天鹅”这个用来表述子虚乌有或根本不可能出现事物的词汇，随着欧洲探险家把一只黑天鹅带到欧洲，遂从词典中指称“不可能”而转变成了类同于中文“什么都有可能”或“鹤立鸡群”、“卓尔不群”的意思。如今，西方人要指称或描述某个新鲜事物，当他们找不到合适的词汇来描摹时，大概会说又一只“黑天鹅”降临了。无论是对比尔•盖茨的横空出世，还是对9•11事件的突然袭来，也无论是对新当选的奥巴马总统，还是对正在席卷美国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对西方人而言，都是一只又一只“黑天鹅”或翩翩飞来，或凌空冲下。
而我所谈论的“黑天鹅”，显然要比上述意思狭窄的多。我这个胆小如鼠的中国孬种，只想谈谈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病人，如何想与众不同地走完自己所剩不多的人生之旅。
此时此刻，我只是希望，自己最终被后代送进焚尸炉时，我的那些熟悉或不熟悉的朋友们会说：这个名叫亦忱的家伙，的的确确是当代中国一只与众不同的“黑天鹅”，而不是一头幸福透顶的猪，或者说，这个贪生怕死的蝇营狗苟之徒，居然也能做一回一个人的山寨的寨主。
是为序。
一．焚尸炉前的感悟
前不久，我的一个朋友的岳父去世了。这位朋友所定居的城市，是浙中的一座小城。这座城市的各级政府对殡葬事业的重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城里死人之后，不仅遗体必须无一例外地火化，而且，所有悼念活动都得在殡仪馆中进行，还不准燃放爆竹。
那天，我听从朋友的安排，上午七点钟就早早地来到了地处城郊的殡仪馆。只见一位老人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吊唁大厅中央的鲜花丛中的水晶棺里，周围摆满了死者亲友送来的花圈。说实话，当天，这个悼念活动既平淡无奇又俗不可耐，真的是没有什么值得记叙的地方。
不过，上午八点悼念活动完结，当大家目送老人的遗体被送进焚尸炉，纷纷离去之后，我居然像个老顽童一样，好奇地呆在了焚尸炉边整整一个小时，和那位年轻的焚尸炉操作工东拉西扯地闲聊，陪着他自始至终地看完了一具人体化为灰烬的全过程。
上午九点整，焚尸炉熄火。经十来分钟冷却，炉门被打开，一具被化为灰烬的尸骨赫然出现在我面前：颅骨被烧塌了，胸骨被烧塌了，手指骨和脚趾骨被烧的全然不见踪影。焚尸车的耐火砖底板上，只残留下几根粗壮的四肢骨和一根更粗的脊椎骨及几根不完整的肋骨。这些残缺不全的尸骨，在冷却到常温后，焚尸炉操作工只需用戴了手套的手轻轻一捏，这些历经高温焚烧的尸骨即被捏得粉碎。一个小小的骨灰盒，就把一具硕大人体的骨骸装了进去。
唉，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一个对生活充满眷恋的人，一个幸福的令人无不称羡不已的人，就这样结束了他在地球上的全部生命历程：从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活物，到变成一具骨骸化为一捧灰烬，只经历了短短的一个小时！
离开殡仪馆时，我心神不定，恍恍惚惚，脑海里似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波澜在不停地激荡。一个最明显的直觉告诉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他是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得步这位老人刚刚走到头的道路之后尘，他们和我们一样，其最终目的，毫无疑问，都得通向大大小小的焚尸炉。他们和我们，在最终极的意义上，绝对是平等地留给这个世界一捧灰烬。除此之外，就是把自己一个或轰轰烈烈或平淡无奇的故事，留给后代而已。
自然，对我等蝇营狗苟的芸芸众生而言，除了你的儿孙会记住你曾经在这个世界上活过一次之外，能记住你的人会有几个？我想，除了那些曾经制造过轰轰烈烈传奇故事的人之外，你的形骸连同你的故事，就像焚尸炉的烟囱中冒出的那股青烟一样，将很快地消失在宇宙的尘埃之中。
而我则想利用自己那点可以自由支配的垃圾时间，来书写自己独特的人生故事，力争在最后化为灰烬时，证明自己真正摘掉了祖先留给自己的猪传人的帽子——尽管我确实已经做了几十年幸福的猪。
（2008-12-18）
二．巨大的财富与失落的幸福
就一般情形而言，幸福感是奠基于财富之上。一个腰缠万贯的富人与一个身无分文的穷汉相比，显然富人的幸福感是穷汉不能相比的。正因为道理如此浅显，所以，俗话所说的“贫穷则百事哀”，可以在最广大的人群中都能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例外。正如当今中国的佛教界，有众多的庙宇一如把宗教当作产业来做的少林寺，其方丈和寺院财源滚滚，庙中的和尚们个个富态到满脸流油；也有严格信奉“不捉金钱戒”的大悲寺，其方丈和信徒们个个安贫乐道，以“日中一食，过午不吃”而导致个个面有菜色，却心境安宁地认为这才是当初佛陀修行之天经地义。
事实上，按经济学家们的理解，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凡是被人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财富。不过，在我这个中国病人看来，所谓俗人所坚信的财富定义，其实具有很强的个人偏好性。比如，张三认为山中一棵古怪的树桩很有价值，弄回家来如获至宝，而李四或许会认为那不过是一堆等待腐烂的垃圾。所以，在关于财富的认定上，其普适性往往在不同的人中间会大打折扣。
就拿我的财富观来说吧。我自从过了50岁之后，仿佛一个真正的佛教信徒顿悟一样认识到，只有自由才是我最重要的财富，而人情则次之，权力则更次之，至于金钱则在我的财富观中似乎毫无位置。说句大言不惭的话，我为了自由，愿意割断任何人情，也愿意放弃所有权力和金钱。
也许，有人马上会质疑我的上述说辞是一种幼稚的矫情和虚夸，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若没有金钱支撑，没有体制的豢养，自由对你则意味着靠流浪和乞讨为生！
这种质疑当然很有道理。问题是，发出这种质疑的人忽视了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在时下的中国，我们所谈论的自由，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上讲，其实一如鸟儿议论笼子的边界在何处的意思。而我，就只不过是一只似乎知道了笼子的边界在何处的中国小鸟。
说到这里，我敢一点也不夸张地说，所有和我有着深入交往的三教九流的朋友们，几乎一致公认，我曾经是一个幸福感四溢的中国呆子。
然而现在，我几乎在一夜之间突然意识到：我其实一直是个不幸的中国孬种。我不仅治学无能，做官失败，经商乏术，而且，我的日常生活确实已经被自己搞得像团乱麻，连一个像样的头绪都不知从何处去整理，自己作为一个失败的人，确实是失败到了姥姥家。所谓旁人过去看到的我四溢的幸福感，现在看来，不过是一种因为自己无知而公开示人的虚假面具而已。现在回过头看，至少在近十年来，我在潜意识中，其实经常被一种难以言传的痛苦感折磨的身心极度疲惫。
最近几个月来，每每在夜深人静之时，当我孤独地进入自己的内心深处，追根溯源，探索导致自己痛苦的原因时，我经常能发现，最要命的是，我已经透视到自己的人格处于一种不可弥合的分裂状态。
首先，我觉得父母高寿的基因虽然赋予了我长寿的可能，但是，寿则多辱的法则告诉我，长寿对我其实是一种巨大的不幸。这是因为，我进入新世纪之后，已经真切地感到漫长的时间对自己毫无意义：我过早地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尽头在哪里，看到了自己毫无意义的人生将随风而去，看到了在生命旅途的终点自己注定不能有所改变。总而言之一句话：生命的虚无，存在的荒谬，活着的无聊，将伴随着自己了无情趣的生活而令我感到几十年漫长时间的难捱。我茫然不知，该去何处蹭完自己的垃圾时间。
其次，我根本就做不到自洽地过好每一天。一个最明显的例证是，我的许多朋友一定记得，我曾公开宣称过自己是陶渊明的第N代转世灵童，然而，我又经常荒唐地不甘寂寞，喜欢对公众事务说三道四。与其说我像个古代隐士，毋宁说我更像个当代俗人。平时，我隐遁在热闹的滚滚红尘里不为外人所知，间或，我又不甘寂寞，面目狰狞地出现在公众话语平台之上大放厥词，弄得自己像个二皮脸一样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三是，我经常想心境安宁地度过每日24小时，却往往心烦意乱地不知如何打发这些无聊透顶的时光。我其实知道，生命的美好在于享受生命的人赋予生命以意义的道理，但是，我却始终不能把自己的生命赋予正面意义。因为，我确实不知道自己欺骗自己该如何操作。说实话，我倒觉得，世界上最最无聊的事情，是一个坦荡的君子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自己强迫自己，天天去向某些不相干的人证明自己不是骗子。
坦率地讲，我目前确实拥有最宝贵的自由。这个许多人弃之若敝屣的财富，足以令我感到命运女神待我并不薄。但是，我却并不感到幸福。因为我在享受自由这个你想说有多大就有多大的财富时，不能心境安宁，不能自洽地生活，不能用有价值的内容来充实自己的人生，所以，我必须坦然地承认，虽然我拥有巨大的自由财富，但却是一个失落了幸福感的中国病人。
我之所以愿意在夜深人静之时自言自语，絮絮叨叨，其目的，就是希望能在虚拟世界的网路上，找到同病相怜的人。
（2008-12-20）
三．老陈对亦忱的采访：一个人格分裂者的自问自答
我一直坦承自己是个人格分裂者。不过，与那些需要精神科医生救助的精神病人不同的是，我的人格分裂是分别处身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说一句大言不惭的话，我在现实世界，精神状态绝对比任何一个精神科的医生更健康。我的精神病症状完全是表现在虚拟世界：狂妄自大，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不通人情世故。
之前，我曾不止一次拒绝过媒体的采访，因为我从来都不相信会有一个中国记者能忠实地传达我的想法，所以，我把接受记者采访的机会还是留给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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