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朱大可《“山寨文化”是一场社会解构运动》
   文/亦忱
   从事文化批评的上海同济大学的文化学者朱大可教授，最近在《时代周报》上非常滑稽地畅谈“山寨文化”，其耸人听闻的标题很雷人：“‘山寨文化’是一场社会解构运动”。
   说实话，读完此文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荒诞。我觉得，一个作为所谓“思想的力量”，曾入选“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 【注1】，以“中国文化守望者”自诩且和余秋雨齐名的上海文人，居然也敢大言不惭地给“山寨文化”定义，由此可见，中国的文人的确没有无耻，只有更无耻。
   在朱大可的笔下，所谓山寨文化，其定义，“是后威权社会的必然产物,是民众获得话语权之后的一种社会解构运动,旨在颠覆文化威权的中心地位。山寨精神的价值在于,它在一些局部的数字虚拟空间里,实现了民众对自由的想象,如此而已。”

   
   我们且不去说中国的山寨文化源远流长，从许由到伯夷叔齐，再到老庄乃至竹林七贤和陶渊明以降等中国文人雅士的自我放逐山野的传统，和所谓权威社会并行不悖。仅仅就所谓话语权而论，中国社会自古就有所谓庙堂的话语和清流的话语以及山野的话语等多套话语体系，构成中国独特的文化奇观。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皇权专制大行其道的近3000年来，那些主导朝政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庙堂话语，和那些“标榜风节、不畏强御、遇事敢言、评议时政、指斥当道，不与权贵同流合污”的清流话语，以及隐逸山林视“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为畏途而避之唯恐不及的山野话语，其实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史籍中，简直可以随手拈来。所以，山寨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自成体系，根本就不是如朱大可所说的是什么“后权威体制的产物”，不是所谓民众“获得话语权后”对社会的“解构”，“旨在颠覆文化权威的中心地位”，它自古以来就自成一格，根本就不是当代中国的犬儒文人所能望其项背。
   不错，在中国民众获得互联网带来的表达便利之后，每个愿意表达的人，无论他是权势不再的达官显贵还是暴富的贩夫走卒，的确都可以像我这个当代中国的蝇营狗苟之徒一样，在“局部的数字虚拟空间里”实现“对自由的想象”，但这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人墨客自我放逐山野和清流喜好在朝堂之外漫议朝政的传统，其实并无什么本质的不同。
   自然，遁迹山寨的各色人等，其境界有高下之分，其情操有雅俗之别。在我这个以蝇营狗苟而洋洋自得的一个人的山寨的土寨主眼里，境界最高的山野之人，当属闻听尧想把九州长的职衔授予自己而认为脏污了自己的耳朵的许由，其次，是写出10000年之后依然是真理的诗句“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早于圣雄甘地近3000年对统治者采取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伯夷叔齐，至于独善其身的老庄和竹林七贤及陶渊明之流，其境界和情操，与我等如今隐逸在虚拟世界胡说八道而放弃在现实世界作为的丧家狗们，则基本别无二致。
   谈到朱大可在接受那个对山寨文化连皮毛都没有触及的记者专访时，就所谓“山寨文化”是中国独有的草根文化、平民文化还是饱受质疑的“流氓文化”？其最终的宿命是进入主流,被“招安”还是在解构中也颠覆了自身？“山寨文化”与现代意义上的“平民文化”有何区别？等诸多问题发出的言不及义的无聊提问，我们从朱大可嘴里听到的，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对中国源远流长的山寨文化把无知当有趣的三流学者的一片呓语。
   对此，我奉劝读者们不看、不听也罢。否者，我估计真正呆在山寨上的隐逸之人，没准真要像许由学习，得去九寨沟找一汪清泉洗洗自己的耳朵。
   （2009-1-30）
   【注1】http://baike.baidu.com/view/487686.htm
   附文：《“山寨文化”是一场社会解构运动》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47e9e0100ci6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