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香港举行的“泛亚华文作家会议”中见过诗人余光中。今年又再台北召开世界华文作家（第七届）会议相见。早在一九八八、八九年的国际笔会会议，分别在汉城、多伦多和蒙德娄尔都见面。这些国际性的作家会议，我们差不多都遇上，可谓有缘。
   
   其实，我未识余光中之前，就认识他的父亲，是一个毕生效力侨委会，服务海外侨界的恂恂儒者，侨生称他英公而不名，很受侨生、侨民的好感。余光中名满天下时他还没有退休，是个享有高寿的人。中山大学在高雄复校，筹办的首任校长是李焕，李调掌教育部，由林基源接任，那时余光中是文学院长，林校长介绍我认识余，应该是八十年代的中页了。
   
   余光中从学生时代便开始写新诗，除教学外，并毕生致力于新诗的创作，出过新诗集《莲的联想》等多种，篇篇可读，誉多于毁。毁余的我读过陈鼓应教授：“这样的诗人”，配合一个“不文”的中指，以人有怨毒的感觉。这本书完全冲着余光中而来。另一本蓝海文的新诗《手术台》（未核对），其中也有余光中的作品，被蓝在手术台解剖（分析），有许多还代为修正。主要认为“冗文”多而削去。这一点也有见仁见智的看法。过分的削剔，会变成瘦硬。诗文均如此，句中的迥旋跌岩，如虚字得适当安排，予人摇曳生姿的风采，不能一概视为冗文而削去。在众多写新诗以至现代诗的诗人中，我还是喜欢余光中的多：意象清晰，有诗的味道和节奏感，情挚而文采，时下诗人少有能及。

   
   记得八九年在多伦多举行的国际笔会会议，有藉“六x四事件”的发生，一些适时留在国外的作家，向当地以难民身份申请留下来。一个从英国而来参加此次笔会的“诗人”多多，大概三十左右吧！大会安排他的新诗朗诵会，我们懂中文的作家都去捧场，并为他能离开北京而庆幸，没有计较他的作品好不好。我还特别在朗诵会后找着他，热心问他今后的新生活如何安排，还自告奋勇可以代他找报章、杂志来发表他的作品。可是他说：“这样发表，我没有兴趣；要的是出版社承包发行。”我怕他还不知道中文诗集的销量，未必很理想，先找一个固定的发表地盘也不是坏事。可惜我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他冷冷的说：“那你找我的经理商量吧！”就没有多说走开了。我把这事告诉余光中，有点诉苦的味道。余说：“如果我是你，我会说，好吧！我叫我的经理找你的经理商量。”反给他幽了一默。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变本加厉“去中国化”，中文的教学水凖大大降低了。教育部举办的“联考”题目也像火星文，台湾的中文水凖确实大不如前；余光中等的有心人，发起了“抢救中文运动”；的确是适时的补救活动。
   
   陈水扁被铐进了看守所时，也大发诗兴写了两首新诗给他贪婪的老婆。这个人把“罄竹难书”解成正面赞美的成语，其中文水凖可思之过半。人问余光中，余光中只说了一句：没有文采。
   
   余光中对许多不合理的简体字也很感冒，还很庆幸自己的姓名没有被简化，因为简到不能再简才逃过一劫。由此看来，是否也列入他抢救中文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