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问题，如果从思想领域概括，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教条主义误国的问题，也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类知识精英，中国人称为“书生”的误国问题。中共建政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种教条往往成为社会、成为许多人顽固的错误常识。万润南先生借称赞08宪章，称赞“回归常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中国的问题很复杂，绝对不可能靠回归常识的办法来解决。回归常识，至多是“拨乱反正”，而不是改革。只有正确的常识问题被人搞乱的情况下，才能靠回归常识的办法来解决。相反，由于马列主义自由主义两大教条，不同程度上变成社会顽固的错误常识，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回归常识往往就是回归错误。凡方向正确的改革的每一步，几乎都是在对教条常识的突破中取得。过去三十年改革开放每个正确一步，都是对马列主义教条常识的突破；今后改革走要上正路，几乎每一步，也都要在突破自由主义的常识中取得。

   所以，对于我们，突破许多错误的常识，研究现实提出的新课题，特别重要。

   学渊兄批评《书生误国》一文说：中国“绝没有‘书生误国’、‘清谈误国’”的问题。这种绝对化的思维和绝对化的说法，显然是受那些理论教条的影响，因为过去的教条、习惯和常识，都是国家统治者误国，资本家误国；而知识精英总是被人们吹捧，很少有人认为有知识精英误国的问题，也即书生误国的问题。

   但是，对过去的理论教条、对那些并不总是正确的习惯和常识加以绝对化肯定，以及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和结论本身，显然都是不可取的。

   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存在知识精英（中国人称为书生）误国的问题，更不用说在中国了。

   这次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就是知识精英，主要是经济精英（经济精英也包括经济学家）误国，CEO误国。它把一个全新课题，即知识精英阶层误国的问题，提上研究日程。

   长久以来，笔者一直研究未来社会走向人本社会，包括未来经济走向混合经济，人本经济，或者人本混合经济的问题。但由于对一些世界性难题，主要是公共公有化领域的效率和社会公正问题，包括国家和政府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公共医疗和教育领域，公有企、事业领域、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企事业，工会和政党组织等领域，以及私人领域私人企事业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没有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所以一直不能动笔。

   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又提出这个全新的课题，需要我们去加以研究。

   本文的开头，我已经说了，九十年来，当代中国的问题，如果从思想领域概括，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教条误国的问题，也就是马列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类知识精英误国的问题。因此，即使在过去，由于知识阶层在社会思想方面的特殊的统治和领导地位，也存在他们误国的问题。

   而随着人类社会走逐步向信息社会，信息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因而知识精英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他们越来越取代原来物质社会的物质占有者，例如原来资本社会的资本家阶级的地位，而越来越成为社会实际的统治力量。

   造成这次全球金融海啸的，不是传统的资本家阶级，不是政府统治者，而是以CEO为主的知识精英，经济精英。名义上，他们不是企业主，不是资产所有者，不是决策者，他们只是被雇佣的执行者。但实际上，他们成了完全的决策者，和很大程度上的实际所有者。他们利用自己的知识、信息和实际执行中对经营权的把持，违背他们的雇主，即所有者——股东的利益，为自己谋取私利，终于制造了这次震撼全球经济的金融风暴。

   在过去许多年中，他们在股票市场，基金市场，期货市场，石油市场，贵金属和金属市场，房屋市场，金融及衍生商品市场，保险市场，等等等等，投机倒把，哄抬或打压市价，操控市场，兴风作浪。他们受到社会对知识精英阶层的尊敬和授权，却没有受到社会对他们应有的监督，最后，终于制造造成了失控、海啸和崩溃。

   而且，由于金融海啸事关全社会巨大的公共利益，国家和社会不得不承担和解决他们造成的恶果。这些知识精英获取了自己的利益，却把责任丢给国家和社会。

   在中国，由于一党专制的专制制度，没有言论自由，国家和一部分知识精英垄断和把持了话语权，自由主义者和主流经济学家制造了一系列谬论，来为特权官僚的大抢劫大掠夺保驾护航，这种赤裸裸的知识精英误国行为，结合从国际上传入CEO经济精英的新的现代精英式误国行为，知识精英的误国，也即书生误国的问题，只会比美国更加严重，而绝不会比美国轻微。

   毫无疑问，经过这次金融风暴，民主社会必然会制定一系列法律，来监督和限制知识精英侵犯社会利益的问题。但是，在这些法律没有制定实施以前，我们只能从知识精英社会道德责任的角度，来谈论知识精英的误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