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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和知识精英的道德责任
——答朱学渊先生
徐水良
2009-1-16
前天我写了《书生误国》一文，学渊兄看了，写评语表示不同意（见文后附）。显然，我们两人讲的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我写的是批评错误理论的内容和知识精英的道德责任问题。学渊兄显然以为我讲的是思想自由和法律责任问题，因此加以评论和反对，他再次重申的是思想言论自由问题。结果，学渊兄的论题与我的文章变成了“两股道上的叉”，讲着不同的问题，却当作同一个问题来争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大搞得清楚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之间的关系。他们往往承认法律问题，否认法律之外的道德问题。他们非常反对讲道德问题，只讲法律问题，以为合法的，法律上属于自由权利的行动，就是好的，就不存在道德问题，不能在道德上进行批评。这些年我与这些朋友，从最著名的异议领袖，到一般普通人士，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无数次争论，见著我的文章的，就有很多。去年自由主义者以法律上的生命自由为名，否定道德，吹捧范跑跑，就是一个例子。还有的性学学者，只承认性法律，否认性道德，无条件支持或赞扬不违背法律、但违背道德的性关系，反对道德批评，是另一个例子。台湾游锡坤担任民进党主席时宣称，道德是封建的东西，大概是海峡两岸这类否定道德人士的一个典型代表。
所以，这些朋友，一听到别人在批评错误思想，或批评那些虽然合法，但却不符合道德的行为，他们马上就会指责你违背思想自由，或否定合法权利，是搞专制。
其实，《书生误国》非常清楚地是批评错误思想，谈论自由主义知识精英这些年违背道德责任的问题。因为这些年，这些知识精英利用自己的话语特权，做了无数支持或偏袒特权官僚大抢劫大掠夺的事情，早已引起了广泛的批评。就这个问题写写“书生误国”这个问题，完全必要。但为了为怕误解“书生误国”说法，是取消思想和言论自由，我已经在该文中，特意加上了一句，“你不想要这种书生的改错教养，在法律上，那也是你的自由。”（在网路上发表的文章中，前半句进一步改成“你不想要这种书生自我反省和改正错误的教养”。）以避免可能的误解。
我本来以为，这些年，我已经许多、许多次论述思想和言论自由和批评错误思想的关系，法律领域的思想言论自由、和思想言论的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老读者们应该对我的观点不会产生误解，再重复，纯属罗嗦。但显然，这是一种过分乐观的错误估计。我没有花更多篇幅强调鼓励和保护包括茅于轼老先生在内的知识精英的言论自由问题，显然是出于过高估计而产生的一个失误。
学渊兄比我前面提到的那些否定道德的知识分子要高明得多，他的文章和评论，水平不低。简单评论，三言两语，直指问题要害。一直表现出很高的水平。这次的误解，估计与他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我提出的问题有关。
许多年来，我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有很多论述。这里摘录2003年12月4日《保护持有及发表错误思想的自由》一文中的一些话，以说明这些问题：
“追求真理，追求正确思想，抛弃错误思想，这是全人类的理想，是一代又一代人的理想。但是，最后，人们才认识到，为了追求真理，抛弃错误思想，却必须保证人们的思想自由，保护人们持有及发表错误思想的自由。也就是说，既要保护人们批评错误思想，持有及发表正确思想的自由，也要保证相反的，持有及发表错误思想，批评正确思想的自由（即权利）。”
“政治领域保护思想自由，和思想领域追求科学真理，批评错误思想，是属于不同领域的性质不同的两回事，两者并不矛盾。可惜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限于思想水平，分不清两者的差别，尤其从大陆出来的，动不动就要搞思想专制，容不得不同意见，动不动就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很难相处；相反，当别人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时，就反过来说你搞思想专制，甚至搞文字狱，很难听取别人意见。”
“我们一定要搞思想自由，在政治上，保护错误思想、包括错误信仰的持有和发表的权利。但在纯思想的范围内，我们一定要提倡科学和真理，批评错误思想，或者引导人们克服错误思想。五四运动的口号，科学和民主，涵盖了两个领域，两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废。有些朋友认为既然要保护持有及发表错误思想的自由，就不能批评错误思想，那完全是一种误解。”
——徐水良：《保护持有及发表错误思想的自由》2003－12－4日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坚持思想和言论自由。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一方面没有言论自由，另一方面，官方和知识精英却又垄断了话语权，发表了大量为特权官僚们大抢劫大掠夺保驾护航的言论。因此，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在争取和保护言论自由，包括争取和保护知识精英言论自由的同时，必须坚决批判这些垄断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们“书生误国”的言论。
至于学渊兄说，绝对没有书生误国的问题，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显然不可取。即使在自由民主的美国，也存在知识精英（中国人称为书生）误国的问题，更不用说在中国了。这次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啸，就是知识精英，主要是经济精英（经济精英也包括经济学家）误国，CEO误国。它把一个新课题，即知识精英阶层误国的问题，提上研究台面。学渊兄显然没有看到这个新的课题。
附：
评徐水良《书生误国》
学渊评：水良兄说‘当权者要完全相信他（茅于轼），按他的意见去做，就一定误国。’因此他说‘书生误国’，此话我不能同意，因为于轼先生表达的是一种见解，天下见解各色各样，有对有错，统统发表出来是不会误国的。大家或许还听说过‘清谈误国’，那实际上是说‘言论误国’，那是为‘舆论一律’做准备的。
在毛泽东时代是‘马寅初误国’、‘储安平误国’，今天则是‘茅于轼误国’、‘徐水良误国’，共产党不是天天在说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水良兄不就因此有家有国不可回？
指责‘清谈误国’的后果就更可怕，它可以变成‘启蒙误国’、‘宪政误国’、‘分权误国’……，因为这些西方的东西，在中国统统是没有见过的‘清谈’，统统上是‘瞎折腾’。
中国的问题是，象茅于轼这样有社会责任感的敢言书生太少了，至于他的见解或‘清谈’是对是错，则是另外一件事，错了又怎么样？照样说下去。历史可能证明他是正确的，今天是我们的水平不高而看错了他的。他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才是太可惜的了。中国只能是‘制度误国’、‘无言论自由误国’，绝没有‘书生误国’、‘清谈误国’的。
此文于2009年01月17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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