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后内奸胡安宁传达中共情报机构计划：海外抬刘青，国内抬江棋生。我一听，就知道谁接受中共捧抬，谁就完蛋。我当时很希望刘青像严家其先生一样，立即当面痛骂胡内奸，于是借胡内奸传达他向中共建议一进一出，即让严家祺回国，徐文立出国说法，痛骂胡内奸：“你胡闹！你不要去害严先生”！胡内奸回答说，严家祺听了，当时就已经“立刻狠狠骂我了”！我说：“好！严先生有见识！”希望刘青听懂我的话，当场也痛骂胡内奸。

   但非常失望，刘青不仅没有骂，还很高兴。一直到后来都是高兴，没有骂。我一看完了！我当然不能为执行中共这种计划的做法背书。于是就努力争取尽可能低调不闹翻的情况下，退出了“公民议政”。临走，还设法运作赶走清除了胡内奸。为此与胡内奸结下了不世之仇。

   但对江棋生，我与他有一定交往，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虽然有的观点糊涂，估计在这个问题上，还不至于糊涂到接受中共这种安排。后来的发展，除了当时海外少数文章执行中共这个规划，开始捧江棋生，国内后来并没有捧江棋生。我想我的估计是对的。

   不过，我对江棋生的看法，他并不精明，态度也不是像我们这些人这样非常明确坚决，所以，中共情报机构才会选他当捧抬对象。

   江棋生出狱后，中共及其地下势力显然也花了力气，他与国内的花瓶民运搞到一起。这是他的糊涂之处。

   这次他去向许良英先生游说，显然也是受花瓶民运的欺骗和支配，他们想利用他与许良英先生不错的关系。这种不错关系，是花瓶们所没有的。

   其实，许良英先生显然不愿意跟花瓶们那种做法搞到一起，而江棋生却看不出这一点。

   至于本人及海内外不少人对08宪章的看法，与许先生也没有关系。

   我是一拿到08宪章，立即形成看法，马上发表评论，并与朋友们开始交流。以后，估计许先生不会签。国内头脑清醒、对花瓶们有看法的几个著名朋友，不会参与，想到这一点后，后来才去查签名，一查，果然这些朋友全都没有参与签名。许先生名声超过花瓶们，其他朋友拥有的名声，与江棋生等差不多。但我的文章不想牵涉更多朋友，只写了许先生没签名做例子。

   前几天我与许先生通电话，只谈家常，不谈政治。如早知道有江棋生兄这篇文章，本该问问他的。不过，许先生年纪大了，90岁的人了，我们这些人还是尽量少给他添麻烦。我的估计和江棋生的推断，都不算数，许良英先生自己讲的才算数。

   附：

   2008年11月27日上午，我怀揣《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前往许良英先生家。正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的小孙女告诉我，爷爷早上去了颐和园，11点归。于是我自己动手沏了杯绿茶，一人坐在先生的书房中，拿出征求意见稿的大字文本，再次阅读起来。几天前的一次聚会上，朋友们都希望德高望重的许先生能在宪章上签名，也都知道，许先生必定会在提出尖锐的修订意见后，才有可能会签。另外大家也清楚，由我出面找许先生，先生的批评或许会稍稍留一点情面。读完文稿，我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耳顺，要听得进先生的任何批评，不要太“据理力争”。

   11点刚过，88岁高龄的许先生手提刚从超市买来的速冻馄饨，进屋了。我走出书房来到饭桌旁，他对我说：有些日子没见你了，好好说说你在忙些什么，中午我给你煮馄饨吃。我笑了，说：您把馄饨煮得那么烂，我怎么吃？他回我一句：不煮烂，我怎么吃？——没有重叠共识，事儿还真不好办。随之，我俩在书房落座。我开门见山对许先生说，世界人权日快到了，我们想发布一个政治文本，请您过目提出意见。我边说，边把手中的文稿递给许先生。

   接过那份“长达”7页的征求意见稿，心直口快的许先生马上对我说：搞那么长干什么？是不是有五千多字？这么长的东西，一般我都不看，眼睛受不了。我回答说：其实不到四千字。因为字大行疏，才打印了7页纸。稍事翻看后，反应敏锐的许先生劈头提出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干什么要起名为“零八宪章”？“宪章 ”这两个字不好随便用，用了，当局就要抓人，建议换个别的名称。第二条意见是：第一句话“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中，那个“立宪”是慈禧太后搞的，没啥意思，提它干吗？我回答道：取名“零八宪章”是从七七宪章而来；大家觉得，要把自己的理念和主张作一个完整的表达，用“宪章”来概括是合适的。许先生逼问道：想没想到有人会因此被抓？十九年前我说邓小平肯定会杀人，你们都不信！我说，十九年前的五月份，我是无法相信当局会在大马路上杀人。但今天我信当局会因“宪章”而抓人。不过，要是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和后果呢？当然，我会把您的警示如实地带到。至于清廷立宪事，的确一直存有不同看法，我会把您的意见带回去商讨。

   接着许先生翻到“基本主张”那几页，对我说：搞18条干什么？（那份征求意见稿上列了18条），有个5、6条就够了，简明扼要说些主张，人家也好读，好记么。我委婉地说，如果不用“宪章”之名，应该像您所说的那样处理为好。同时告诉他，已经从先前的33条归并为18条了。那时，我心里已然明白，即使许先生对文本不再有其它意见，他现在提出的几条，也已实难为“宪章”起草者和先行签署者们所采纳。看来，人们只能遗憾地面对一个事实了：许先生的名字没有出现在 “宪章”签署人名单中。

   时针指向12点的时候，我心有隐痛地对许先生说，希望他在读完全文后，再提出意见。许先生严肃地说，这种东西不能闹笑话，不能让别人因此而瞧不起起草者。我起身辞行，尽管心中怅然，但我的确感谢许先生给出这样的忠告，并对许先生毫不含糊地断言当局会因“宪章”而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零八宪章》发布前夜的2008年12月8日，当局动手“刑事拘留”刘晓波，“依法传唤”张祖桦。事实让人不得不佩服：在对当局本性的把握上，许先生真是目光如炬，具有过人的政治穿透力。

   《零八宪章》问世之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读，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其中有不少误读，那也并不稀奇。不过在我看来，有两种误读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一种是把《零八宪章》的“出笼”视为中共的阴谋，理由之一是许良英先生没有签名。我把上面的故事说了，算是给这种“阴谋论”来个釜底抽薪。另一种误读是，认为《零八宪章》是一出“私车上书闹剧”，其政策意识是眼光向上的改良主义。

   什么叫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反对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主张在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加以改善的思想。而《零八宪章》的主旨何其鲜明，它主张变三权合一的一党专政制度为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从前言、基本理念、基本主张到结语，这一主旨表述得晓畅明白，一以贯之。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有人还能把《零八宪章》误读为改良主义的请愿书？为此，我在这里还想说一件事。2008年10月31日，我在“征求意见稿”的第9条中，特意加进了一句话：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并把结语中的“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改革不能再拖延下去。”改为“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我的意愿是，在能够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使《零八宪章》的主旨更为鲜明，使寄希望于公民运动的路线更为明晰。

   从正式发布、并已嵌入中国当代史的《零八宪章》，可以见证宪章主事者、签署者的眼光投向了哪里。与眼光向上的改良主义和眼光向下的流民主义在根本上相区别，他们所倡导、所奉行的是眼光平视的公民主义，所呼唤、所吁求的是中国的公民运动。这种公民运动的精神资源来自索尔仁尼琴的“唾弃谎言”、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和米奇尼克的“新演进”；这种公民运动不选择匿名，不选择密谋，不选择暴力，而是选择真实，选择公开，选择非暴力；在这种公民运动中，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自我解放，逐步变臣民为公民，逐步像“自由人那样生活和工作”，逐步建设公民社会，而后极权统治者、威权统治者们的活动空间则“越来越狭小了，他们会越来越展不开步伐、挪不动手脚”（杨光先生语）；最后，如同《零八宪章》所直言不讳地宣示的，这种公民运动或将通过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易辙，或是以一场天鹅绒革命来最终打破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造成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的发布，升起了一面公民的旗帜，权利的旗帜，一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旗帜。在步入己丑牛年的时候，我并不奢望以《零八宪章》为标识的中国公民运动会牛转乾坤，而是真诚地祝愿她以牛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地、不可逆地走好自己的路。

   2009年1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1月28日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