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官方媒体正在炒作"改革开放"30年纪念，大肆宣扬"市场经济"给中国社会创造的奇迹。然而，更令人大跌眼镜的却是自称为社会主义政府的政策屁股，竟钟摆似的从"无产阶级"立场，滑向了资本家一边。这便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后的最明显政治特征。这种特征，近些年被民间戏称为"政府傍大款"一词，风靡中国。
   
    今日中国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就业、社保、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问题突出，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导致各种矛盾累积，社会各界对权力腐败的一致公愤已经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社会成员一方，经济发展的成果只是为少数社会群体的少数人所享用。当此之时，最近作者所在的山东省，又发生了两件地方政府讨好资本家，为企业老板政策"埋单"事件引发舆论非议：一是某地方政府出资赞助企业老板读MBA ；一是某地方政府花钱为当地房地产企业做广告宣传。这是最新两起当地政府用百姓的钱向大款献媚的例证。记得两年前，大陆各大网站载有，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发了一份文件，给包括徐传化、马云、李书福等在内的150名杭州民营企业家，每年接受市委、市政府有关部门安排的专项体检和疗养休假新闻。此事一石激起千层浪，遭之网民的一致挞伐。有评论说：杭州市委市政府关心民营企业家的健康确实是"锦上添花"。但是，如果放到中国目前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的语境下来考量，显而易见，杭州市委市政府如此"锦上添花"当然难逃"傍大款"的嫌疑——当政府无法做到对弱势群体"雪中送炭"时，如此做法，究竟是在慷谁之慨？
   

    记得南方网曾载文，《一个身价上亿的广东老板进京充电，政府出手"埋单" ，该不该？》的帖子在网络论坛上不断升温。据悉曾有89名广东优秀青年企业家走进中央党校课堂，而省政府中小企业局为此支付了全部培训学费。还有，媒体曾曝光过：郑州市一楼盘开盘，竟悬挂10余政府部门为其贴金、祝贺的横幅，令舆论大跌眼镜，不少市民感叹"企业来头不小"。这些部门有"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建设厅"、"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郑州市城市规划局"、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郑州市建设委员会"、"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郑州市执法局"、"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政府"、"郑州市二七区执法局"等单位。此新闻一出，导致社会舆论不断拷问政府与这类企业究竟是什么关系的浪潮？又据2007年８月２４日《北国网- 辽沈晚报》报道：沈阳政府规定，超亿元的企业主可获得沈阳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颁发的"特快审批卡"。凭借这种卡，企业可以在全省14个市享受全程代办、特快的审批服务。发放部门表示：这张卡就相当于给企业发了一个"特殊身份证"，企业在这里可得到更高效便捷的服务。当地政府如此赤裸裸地为大资本家提供特殊服务的媚态，实在令世人咂舌。政府本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但是市场规则制定的最基本原则应是公平、公正。而沈阳超亿元企业可获得沈阳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颁发的"特快审批卡"，本质上就是以牺牲众多中小企业的利益为代价的反公平规则。就因为超亿元的企业资本大，利税多，就可以享受政府的特别待遇与服务，又将大量中小企业，个体户乃至普通百姓利益至于何方？人民政府的政策屁股坐向了哪里，岂不是已经不言而喻了吗？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不少以农业为主的县、地级城市，政府往往都把推进城市化"改革"当作一个大生意交给某些"权贵资本"与利益集团。这些" 权贵资本"与利益集团凭借其政府特别许可的开发城建的优势，不断大发横财，捞取"第一桶金"，甚至控制当地的城市规划、指挥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布局，形成歧视弱势群体的"政府、大款共赢"格局。由此以来，"权贵资本"与利益集团"不但与政府机关，而且与官员个人利益共谋，在所有公共领域通吃廉价资源大餐。而政府各级官员也都在领悟政府偏向傍大款的政策导向后，大大方方地亲善老板，公私合舞，从中合伙分赃。大款们也为了争得政府政策和政府官员的优待，便毫无顾忌地进行攻关、贿赂，两者相互攀结，侵犯民众利益的链条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在民主法制的国家，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公共财政，是服务全民的财政，是民主的财政和法制的财政。公共财政的本质属性就是公平。政府的政策天平向哪里倾斜，群众还是老板，体现出着一个国家政府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30年后的中国，政府公共财政竟倾斜大企业、大老板，为垄断财富的少数人服务，这暴露出政府公共财政运作的本质问题，而绝不仅仅是缺少监督的机制问题。 中共官方舆论曾反复强调，地方财政资金应优先向事关民生的事情倾斜，保民生是重点。而上述政府所作所为，却是为垄断财富的少数老板们服务，何曾还考虑过群众生活的窘迫？当政府在为老板赞助上学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当地还有失学儿童，还有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大学生？当地方政府为房地产企业宣传促销的时候，是否考虑到当地还有大量老百姓住不起房？
   
    其实，权力与利益具有天然的相互吸引力。当政府的立场缺乏正当性来源时，当政府的权力不受监督时，其政策就不可能公平地满足社会各利益群体的均衡需要，因而政策也就消除不了社会不满。社会需要的是平等的价值评价与价值交换的制度性保障和平等的协商与谈判的民主机制。因此，解决社会公平，防止政府政策偏向傍大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建立一种服务于确保公民权利自由行使的政府，让社会主体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自由竞争，以决定其利益取舍。众所周知，有竞争就会有差别，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同样存在贫富差距。然而那是在政治民主，权力制衡，政府立场保持中立和广泛社会监督条件下保障"机会均等"的公平竞争。
   
    今天，中共特色中的政府那只政策的"手"无处不在，从生产领域到个人生活领域都包揽一切，而且暗箱操作，拒绝民主参与，与民情民意隔绝，其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始终都是政绩的需要，政府傍大款的好处之一就是"JDP"。政府政策本来是指以公正价值为理念，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所有成员的基本权利、改善社会环境和发展社会福利为主要目的，以国家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方式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法令和条例的总称。政府政策的出发点是"价值立场"，即"公平"与"权利"。然而，目前中共政府的政策不能体现社会公正的"价值立场"和不能保护公民利益的原因，就在于政策的制定排斥真正的民意代表，决策机制缺乏民主性，因而也必然没有科学性。这就涉及到政府权力的性质、来源和分配问题。中国跌足改革的30年，引进资本家剥削，却不引进独立工会约束；只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会对治，这便导致了公权与资本合谋无人制约，百姓在政府政策出台过程中处于完全失语状态。它们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大大加快了公权与资本大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私利和腐败。
   
    由于权力自身就具有贪婪性，因此不能指望失去监督的政府哪只"政策的手"会摆平社会公平；正如不要指望资本自身的贪婪性，会自发满足劳资双方的利益均沾一样。如今社会政府傍大款，弱势群体竟发不出声来，这个社会就危险了。有位学者指出，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而弱势群体只有铤而走险的一条路了。近年来，社会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大众普遍仇官，群体事件突发不断，这充分印证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主张权利，表达诉求的现实；充分印证了中国"改革开放" 30年后最显著的新动向，就是政府政策的屁股坐向了垄断社会财富的少数人一边。
   
    （《自由圣火》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