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许多报纸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有一些报纸找我写文章，我只写过一篇，谈邓丽君的歌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邓丽君的歌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希望以后专门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给她一席之地，有时候流行文化对思想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主流文化，特别是对青年。
   还有一件小事我很难忘，也写出来，或许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帮助。中国近30年的进步，其实非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小人物，历史不会记住他们，但历史进程中应该有他们的贡献。我从头说起。
   1980年，我到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因为对专业本身没有太大兴趣，我很多时间是自己看书。刚到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住校。当时晋中师专的条件非常差，一开始是想住校而不得，但到了学校要求住的时候，我倒不愿意住了。
   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我家住处离榆次法院很近，榆次人称为衙门街，我就经常去法院旁听，那时我对律师职业非常向往。1983年，榆次第一次招考律师的时候，我已留校编报纸，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找了我师专的学长底安民，从他那里借了一点关于法律方面的书，可惜当时学校领导不让参加考试，我这个律师梦也就破灭了。但那段时间，法院一开庭我就去，慢慢有了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至今还影响着我，那就是在法庭上看到所有被告，我感觉都是好人，都特别让人同情，当时的真实感受是被告无坏人，后来我明白，同情弱者是人最高的天性。人是非常脆弱的，再强大的人，在那种处境中，也非常可怜。后来我想，这种性格肯定是做不了法官的，因为在法庭上极容易对被告同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大概是1981年，我旁听了一个案子，至今还有一点印象。记忆中是一件投机倒把案。当时的法官是一位女士，那个时候榆次许多案子都是由她来担任审判长的，她的名字叫靳同（可能不是这样写，但读音不会错）。被告是一位工厂的技术员，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犯罪事实我记住了，是他在工作之余，帮一家工厂做了一点技术工作，人家给了他几百块钱，细节记不清了，但大体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印象中，那个技术员是南方人，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在法庭上非常沉默，想辩解而不得，眼中含满眼水，但努力不让流下来。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是当时榆次一位老律师，文革前可能就从事这个职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名字是叫张守中（至少读音如此）。这个因为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别人，收了几百块钱的技术员，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这个记忆可能不准确，但事实不会差太远）。

   快三十年了，我有时候还记起那个技术员在法庭上的情景，我想在他一生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偶然做的一件事，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我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几年之后，这个技术员的案子可能早已改正（但愿如此），因为过了不久，他的行为不但不是犯罪，还是政府一度时期鼓励的，但这个技术员的一生可能已经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有相当多小人物的经历构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足迹。我那时旁听过很多案件的审判，以我现在非常有限的法律知识判断，多数是不公正的，这个不公正，不是因为腐败，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法官的水平和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我相信社会进步是累进的，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电视台经常有“讲述”一类栏目，我想以后也应当找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出来，让他们诉说一下自己的苦处，因为在时代中流逝的小事，放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却不小。老话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也应当是纪念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2008年9月22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