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１年我办自费出国留学手续时，还在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念书。我父母亲原来都是系里的老师，一年前刚刚因为父亲的右派分子罪名得到平反而调回北京任教。
   
    系主任是我父母多年的同事、领导，一直是整他们的干将。他的女儿小晶和我是幼儿园的同学。可以说系主任是看着我长大的。

   
    我申请护照首先需要系里盖章批准。系主任借机把对我父母“高升”的怨恨发泄到我身上，坚决不批。
   
    于是，每天快到晚饭时间，我就到系主任家去。
   
   “叔叔，阿姨，小晶，”我笑嘻嘻地和他们打招呼。
   
   然后，我像狄更斯笔下《双城记》里的妇人那样，从手提包里拿出毛线、毛线针，开始静静地打毛线。我在准备行装。听说美国买不到毛裤，就自己打一条。他们吃饭，我坐在一边。大家心照不宣，谁都一个字不提护照。他们吃完饭，我把毛线活放回包里，客气地告扰告辞。
   
   耗了整整三个月，我不但打了一条毛裤，还打了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系主任终于嫌烦，给我的护照申请盖了章。
   
   临走时，我向系主任告别。他说：“巫一毛同学，去美国深造，要好好学习，给祖国争光。学成之后，回来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我脸上笑着，嘴里答应着，心里发誓：即使死，我也死在美国，永远不再看这块伤心地一眼。
   
   加州四季如春，那条毛裤至今一天都没穿过。打毛裤打出来的护照早已作废，但仍藏在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