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审而难断，严重超期羁押的福建省福清市2001年“6•24”纪委爆炸案当事人亲属，我又来到了北京。
   
   2008年3月31日下午1点半，我再次到北京最高法院上访，刚走到最高法院接待室门口外侧，领表的队伍已延伸到门口，我赶紧在队伍后面站好。前面有个穿制服的女公安人员在挨个查看上访者的材料，她的旁边还有几个穿便衣的截访人员在装模作样地提醒访民材料是否完备，实际上是在核查是否有自己管区的访民。当她要我出示证件以及材料时，我要求女公安先出示她的警号和证件时，她粗暴地拒绝了我，旁边的截访人员随即涌了过来，将我推出队列。
   
   我只能在后面重新排队。不过这次交上去的表格，轮不到接见，因为这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像超期羁押、拖延审判等涉及法院的案件，访民在最高法每一个月只能登记一次，接待室只针对本月登记的表格进行排序接待。明天就是4月份，要从下一个月的表格中重新抽取“幸运儿”，开始新的轮回。

   
   每个星期三是最高法院信访接待室的休息日，不接待。国办信访接待门口也有类似的作息安排，为避免访民无谓消耗，将其摘录如下：一、三、五上下午接待；二、四、六上午接待，下午不接待。
   
   下午3点左右，我到国务院办公室信访接待处，排在第32号，但站在队伍中等了一个多小时，才轮到我。工作人员看了看我填的表格，叫我找人大去。
   
   我事后总结，才知道，国办信访只管土地和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比如：在上访过程遭到打压有关部门不予解决就属于行政不作为。
   
   4月3日，早上7点半我再次来到最高法接待室排队领表，这里总有穿着光鲜的截访人员总在你的眼前晃来晃去，也有一大部分穿着制服摘了警号的公安人员在访民中搜索着目标，在那么多穿制服人中，我只看到三个警察有佩戴警号的：371444、373216、211516。我相信有警号的警察在执法过程中会相对文明，不像那些隐藏警号的警察那样无所顾忌。过了半个小时，约有三五百人的领表队伍慢慢蠕动起来。在我领表、填表格，交表格时，工作人员问我：“案子判了什么刑”？我说是一审是死缓，拖了七年，还未终审。对方把表格下面的回执单撕下递给了我。以前都是窗口收件后，渺无音讯，没完没了的等待，这是几年上访以来最高法院信访办首次给了我回执单。听访民们羡慕地说，有回执单说明轮到时会接见我，但这个接见是漫长又是稍纵即逝的（有时半个月都轮不到喊你的名字，有时在不经意间又喊到你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轮替的规律），一旦喊到你的名字未马上回应，几秒钟就会被除名。那就要进入新的一个月的期待。还不一定会有回执单的期待。
   
   4月3日上午10点，我到火车站买了返程的火车票，在火车站附近的邮局寄了3封信，分别给人大的韩启德、最高法院的王胜俊、最高检察院的曹建明。多年的奔波和煎熬，使我养成一种习惯，广泛地播种期望，但等待中的收获却一直没有消息。相对于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寄信毕竟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投诉方法，有总胜于无吧。
   
   4月4日，清明节，天气格外晴朗，早上我们一行4人来到最高法院的东交民巷27号门口登记，站岗的警卫告诉我们今天是清明节，不上班。我们只好再往下一个目标前行。当我们来到公安部门口，向警卫要求登记，警卫告知今天是清明节，登记人员不在，单位都休息，连同周末共要休息3天，你们等星期一再来，不是我们不帮你，你们请回吧。
   
   中午12点，我们整理好随身物品，来到招待所柜台结帐。老板告诉我，到了五一节，这些招待所要统统关闭，不能再营业了。
   
   头尾十天，我先后走访了在北京的最高法、最高检、国办、人大等相关部门，放眼过去，满目都是脸上刻满沧桑的访民们，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他们住在一个晚上收费三、五元的最廉价的地下室或矮小的民房里。有的一边上访一边还要寻求养活自己的生计。他们队伍庞大，但却只能祈求着赐还被剥夺，被侵害的权益。解决问题的人，可能就是制造问题的人，世界上还有比这个更有特色的悲哀吗？
   
   看到他们的眼神，我好像看到了未来的自己，不断地从绝望中挤出希望的泪光，连这，可能也是种奢求。七年了，这个希望还是那么渺茫。
   
   也许这个希望明天就会来，也许永远都不会。
   
   奔波中，我不断地给自己鼓劲：不要在希望来临之前倒下去。
   
   2008.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