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3月13日中午12点15分，我听到敲门声，就从房间里出去准备开门，我拉开虚掩的木门透过隔着纱窗的铁门往外一探，好家伙来人不少，有一个身穿警服佩带工作证的民警站在门口示意我开门，我问来人：“你是哪里的？因何事而来，有否法律文书？”该民警要我先开门，我就开了门，我的客厅里一下站满了人，我扫视一下，两个民警，四、五个联防队员。来人拎走胸前的工作证号说：我们是福清市音西派出所民警，警官揣着明白装糊涂问我：“吴玉堂是谁”？我说吴玉堂是我父亲，你今天找我何事？你认识魏英吗？有否跟她通过电话？我坦然告诉对方，我们都是有冤要伸的上访人，认识，联系也是正常的，宪法赋予每个公民通讯自由的权利，有何不妥吗？警官话锋一转：是这样，13599951303这个手机号码和魏英通过话，这个号码是你的吗？这个号码是我的，话间刚落，我的手机响了，我从包里掏出手机准备接，警官说不用接了，就是这个号码，请你跟我走一趟。我向对方要法律文书传唤证。警官以13599951303手机号曾与凌晨2点20多分被关在福清拘留所里的18年上访人魏英通话为由口头传唤我，对方表示我若坚持要传唤证，可以返回音西派出所开个传唤证，这时有一个手持手铐的联防队员蠢蠢欲动向我靠近。我惊诧地质问警官：“哎呀，还准备手铐要铐我去音西派出所？我犯了什么刑事罪，你拿手铐来铐来？”警官忙不迭地解释道：“没有的事，这手铐不是用来铐你的，是另外一个案子的事”。看到这个警官态度的委婉转变，我也不再坚持要对方开传唤证，因为事情还处在不明朗的状态，我不想把这个关系搞得如箭拔驽张，就顺水推舟给对方台阶下，那好吧，请容我给律师挂个电话，待我挂完电话，披上一件外套，顺手拿了一份《中国青年报》和香港《亚洲周刊》对福清“6•24”爆炸案的揭露性报导揣在衣袋里，快步出客厅时，我忽然记起要带个电话以便联系，折身返回卧室拿了小灵通准备装进口袋，警官马上提醒我，13599951303这个手机也要带上，不一定还要扣押这个手机呢。我心中暗惊，扣下手机，说明事态蛮严重的。暗自揣测，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即使是跟魏英通电话，这也没什么，我在电话里对魏英说的话都是合法的，没有让魏英去做违反法律的事呀。比如：昨天魏英被当地截访者带到距福清市城关约七公里远的石竹山上寺庙里，我一边安慰孤立无援的魏英，一边给魏英出主意，让她把认识东瀚镇某书记名字告诉家人及身边的朋友，让多的人知道自己被谁带走了，电话还要在这些人的面前打，让这些截访你的人知道，有许多人都知道你跟谁走了，你就是安全的，他们不敢对你怎么样，你尽管放心跟他们走，他们走那儿你就跟到那儿奉陪到底，他们还要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即使魏英的北京上访期间，我同样都是劝魏英不要做过激的行为，那样于事无补，反而给对方留下口实来镇压你，致自己走向牢狱，在牢狱里耗去的时间在自由的空间里你还会做许多有益的事，先回来再说，魏英也听了我的劝，准备明晚就回福建，殊料，当天运气不济，于午时在最高检信访的路途被天安门分局扣下，后就被当地截访人员接到如意宾馆住下，第二天就押回福建后，魏英的遭遇尽在上述中。昨晚的情景在我脑海里幕幕浮现，我找不到自己任何的违法言行，想到这里，我心里就更坦然了，一边跟律师通报了自己的处境一边跟随他们到楼下坐上其中一辆警车朝音西派出所方向开去。
   一到音西派出所，警官很敬业，马上准备纸笔对我录口供，我问警官，今天抓人的决定是谁下的？警官说自己是奉上级命令的。我立马接过话，那好啦，既然领导决定，那我的事就领导说了算，我就不回答你的询问，我家蒙巨冤事，都是领导牛纪刚一手造成的，既然他让你们请我到这里来，牛纪刚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警官马上岔开话题：“这些跟我今天询问你的话题无关，你不要在我这里说”。我从口袋里掏出几份媒体报道递给警官看，旁边的警察也凑过来，他们边看边窃窃私语着。
   过了一会儿，他们开始对我正式询问，我以沉默待之。起先警官自言自语把到清展花园口头传唤的过程一一做了记录，中间警官冒出一句：你们把材料搞到自由亚洲去，影响极坏。我期待着他能继续往下说，可他就是不说。警官自己折腾一阵子，无法形文按领导的旨意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旁边的警察提醒警官，你这样做不行的，她不签名也没用的，你还是按照询问步骤一问一答格式，她沉默，你就写上不回答。

   这份笔录做了十来分钟，林警官等人都自行办事去，把我扔在音西派出所的大厅里。一会儿，放心不下的母亲也来到音西派出所，给我带来一条长套裤和一粒苹果及一粒削好的梨子，这些御寒的衣物和充饥的食品，正是此时我最需要的，法治环境虽然恶劣，但有这份相互搀扶浓浓的亲情，近七年状告路上遭遇的坎坷和辛酸都被这份深沉的母爱冲淡，看着母亲焦虑的眼神我忙安慰道：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上帝都会替我们安排好的，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便何况你女儿又没有做犯法的事，即使他们恃权压法，被关时间也有限，十天八天很快就出来了。这时，电话响起，早上约好修电脑的师傅来了，找不到人，母亲只好带着沉重的心情，心中没底地往家方向赶路。
   我向值班的民警请示我要上洗手间，是否有人陪我去？这个警官用狐疑的眼神看着我，我窘在那儿片刻，自行上洗手间，我正在走出洗手间的时候，警官如临大敌迎面就问我：你怎么自行上洗手间？我请示过值班民警，活人总不能让尿给憋死吧，你们又不在，我能怎么着？事出有因，在警官询问笔录的时候，我想上洗手间，他让我等等，现在是下班时间，没有女警员，等上班了，派个女的陪同我去洗手间。第二次上洗手间时，我再向值班民警请示，民警要我给办案警官打电话，他告诉了办案警官的电话号码，本意上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手机号，当我拔通警官电话时，对方一楞，让我等几分钟，我说什么都可以等，就这东东不能等，警察只好同意我再次自行上洗手间。
   午时近五点，警官笑盈盈地让我到楼上民警办公室坐，还专门叫一个今天到我家来的联防队员陪我聊天，说这事情结果下来了，你再等一会儿，我马上结案。
   五点半，警官又来做笔录，我一边翻着母亲给我送午饭时稍带一本易中天的《品人录》，一边听他们结案，笔录给我定位的大意是：串联上访，幕后操纵他人，扰乱社会治安罪。
   下午福清市政法委吴星明，吴凤鸣、尤院等一同讨论如何定我的罪名，因为我没有口供，没法定。警察说自己今天很辛苦，可没人说他的好。我连忙笑笑道：你辛苦是职责所在，有工资领。可我心苦的是在耗费人力、物力、财力、生命力，为了伸冤还时刻提防着被打击报复和镇压。谁说没人说你好，至少你老婆孩子还说你好呀。你今天虽然很辛苦，但你却很心安。警官说：“是呀，我今天很心安，也有成就感，以前在爆炸案侦查期间，起先我也参与过一小段时间，后来的事情我就不清楚了。
    14日早上，在我家的对面有一辆车停在那儿，有一个死死盯住我家的门口。最早是母亲说有人朝我们家门口死盯不放，开始我还不以为然，接着，有人说家里不要放材料，还再查，我说家里都是自家的告状材料，我就怕没人查，有人查就好哟，冤案就有澄清之日，即使不澄清，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冤情真相。下午，陈科斌来我家整理送卢书记的材料，走出我家门口后不久，我接到陈科斌打来的电话：“小吴，你家对面有个人死死盯住我，我准备返上去”。我说你就上来吧。等了老半天，不见陈科斌上来，我赶紧走到阳台看见陈科斌刚刚骑上摩托车驶出小区，我马上打电话问何因，陈说，算了不上去，他妈的，怕他什么，我们又没有做违法的事，我先走了。
    2008年3月13日至14日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