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稿)

文章摘要: 以自由立国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人权民主运动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政治革命而非温文尔雅的政治改良。至于这场深刻的革命是渐进的、温和的、相对和平的，还是激进的、猛烈的、带有不同程度暴力色彩的；是街头冲突、宫廷政变那样相对小范围、小规模和低限度暴力的，还是大范围、大规模和高度暴力的（如内战），既不取决于统治者或改良派单方面的反革命愿望，也不取决于被统治者或革命派单方面的革命愿望，而是取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利益博弈和能量互动。忽略、漠视或者误会了这场运动的革命性质，是人权民主运动本身和《08宪章》的症结所在。启蒙知识分子的最大弱点是过于道德化，同时过于软弱，难免要对革命求全责备、患得患失。翻天覆地的革命又免不了要打碎很多坛坛罐罐。既然如此，那就只能跪着改良，哪怕让专制、极权与暴政一暴到底，也要反对革命，

令人匪夷所思、无法欣赏的是当代中国那些学者型启蒙知识分子，及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没完没了的启蒙。[24]对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启蒙知识分子和启蒙有必要进行反启蒙。民间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激进维权运动和类瓮安、杨佳事件，本来是很好的解毒剂和反启蒙教材，无奈那些启蒙知识分子和暴民、法西斯一样，都是喝狼奶长大的，而且更容易被党文化酱得头脑冬烘，难以自拔。经过启蒙知识分子的过滤，西方近代以降以自由立国为目标、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启蒙主义传统，被阉割了革命灵魂，只剩下毫无生命力的空洞躯壳：只许自上而下、没完没了的启蒙、改良，不许被启蒙的民众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遑论暴力革命行动。

启蒙的目的是什么？观念具有强大的力量，乃是因为能够转化成行动，用于指导人类的生活实践，并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接受观察效果的检验，再提出修正偏差与错误的新观念。作为某种假设的观念如果不能转化成行动，始终只是观念而已。没有行动的介入，观念之间也不存在谁战胜谁的问题。

因此也可以说观念决定不了什么。假如它始终不能转化成行动或者不能正确地转化成行动。启蒙知识分子所鼓吹的改良党八股就存在着这些问题：一方面，它始终不能转化成群氓的行动，遑论革命行动。一旦群氓未经官方和启蒙者许可，擅自把观念转化成行动甚至是革命行动，轻则责以民智未开、尚待启蒙，重则责以暴戾之气、法西斯。另一方面，它一味眼光向上，指望党官僚集团在缺乏利益驱动的条件下挥刀自宫、遂行改良（避害也是一种利益），也不能转化成自上而下的改良行动，遑论革命行动。

如果不考虑具体内容，激进与保守、改良与革命、反革命，甚至暴力、法西斯与非暴力，原本都是中性的政治词汇，既不好也不坏。期间的组合更是错综复杂，莫衷一是。激进并不一定如启蒙知识分子所建构的那样，必然与革命、暴力或者说法西斯挂钩，同样可以与改良、非暴力相结合；保守也不象启蒙知识分子所建构的那样，必然与改良、反革命和非暴力挂钩，同样可以与革命、暴力甚至法西斯相结合。同样，改良并不必然是保守与非暴力的，同样可以是激进、暴力甚至很法西斯的；革命并不必然是激进、暴力或者说法西斯的，同样可以是保守与非暴力的。启蒙知识分子对这些词汇及其特定组合的重新建构，乃是为了便于把自己分殊化的特定价值判断强加给这些词汇或词组，对这些词汇或词组加以神圣化或妖魔化。

激进与保守、暴力与非暴力没什么好解释的，对它们的价值判断端赖具体内涵或者正义与否而定。不同的人、不同的政治集团自然会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目标，乃至路线、方法与手段，作出自己高度分殊化的特定价值判断。

中国民间包括启蒙知识分子、政治反对派和所谓西方反华势力理解和需要的改革，则是颠覆性的自由市场和宪政民主重构。我们也经常使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这两个词组，并要求中共当局实行之。两者之间，一个要的改革是改良，一个要的改革是革命。风马牛不相及，难免各说各话或者将错就错、浑水摸鱼。启蒙知识分子和政治反对派想浑水摸鱼当然没问题。但是若要通过脚踏两只船的改革把革命和改良混为一谈，误以为改良与革命存在所谓改革共识，即罗尔斯所谓重叠共识，可就麻烦了。

反革命这个跟政治实践活动密切联系的动名词，是与革命相反相成的词汇。理解了革命，也就理解了反革命。它是革命的对立面，可以简单地定义为反对革命。这里只需说明两点。首先，反革命可以是形形色色的，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目的、方法与手段。如中共当局及其御用文人和错误地主张走改良道路的启蒙知识分子的共同点是反对革命，但动机、目的、方法与手段却截然不同，甚至可以完全对立。其次，中共当局及其御用文人在前30年把反对派或者反对分子称为反革命还算正确，因为这些人的共同点是反对共产主义革命。当然也可以称之为革命派或者革命者，因为这些人要革一党专政极权国家的命。到了后30年，中共当局及其御用文人成了货真价实、做贼心虚的反革命，主张走改良道路的启蒙知识分子则充当了理直气壮的反革命。很多革命派和革命者反倒惊慌失措，惮于官方和启蒙知识分子双重打压和嘲笑，不敢理直气壮地表明革命立场。

御用文人和启蒙知识分子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与目的而携手合作，共同颠覆了前30年关于改良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神话，通过实证描述和规范论证建构了一套新的关于改良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神话。这套新的意识形态神话系统由三大神话构成：一.改良必然是保守的、渐进的、温和的、和平的、理性的、非暴力的、走向共和与宪政的，因此改良是好的或可欲的；二.革命必然是激进的、野蛮的、暴戾的、恐怖的、暴力的、非理性的、走向专制与极权的，因此革命是坏的或不可欲的；三.在西方国家，英国通过渐进改良成功地实现了令人羡慕的普通法宪政和联邦制民主，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导致恐怖的雅各宾专政、中央集权和极权国家；在亚洲国家向西方学习、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日本通过渐进改良成功地实现了令人羡慕的宪政民主，中国通过激进革命变成了恐怖的一党专政极权国家。于是有了一连串非历史的哀叹与惋惜：假如戊戌变法成功、假如没有革命、假如是胡适而非陈独秀、假如学生能够早让步而赵紫阳不下台……这套似是而非的神话系统，前两个是错误的规范论证，第三个是不伦不类的经验拉郎配，它们互为表里、互相印证、互相加强，结果生出错上加错、不伦不类的改良主义怪胎。

革命能够在没有权利的地方创造出权利。无论是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还是温和、渐进的低限度暴力革命，甚至是消极抵抗或消极怠工，都能够在没有权利的地方创造出权利。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与其说天赋人权，毋宁说人赋人权。它是臣民凭借狮子的凶猛和狐狸的狡猾，用革命手段为自己创造的权利。其实，极权国家在实在法上的合法性（假如这也算是合法性的话），何尝不是共产党人用铁血政策创造出来的。古罗马奴隶哪谈得上拥有什么权利，它只不过是主人的权利对象，是权利的客体而非主体。所谓天赋人权，是先贤们为了争取权利而作出的一种必要且方便的预设，目的是以天意、天命、上帝或者必然性之类的形而上学神圣名义或者绝对价值，说明或者强调权利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学者型的启蒙知识分子食古不化、食洋不化，还真以为权利是天上掉下的馅饼。奴隶的解放并不需要取决于主人的善意和恩惠。奴隶的解放，即便不是斯巴达克司那样直接用反叛的刀剑为自己赢得的，也是他们长期进行低限度暴力的消极抵抗或消极怠工的结果。经济史告诉我们，从罗马奴隶劳动到中世纪农奴劳动的进步，是因为奴隶劳动效率低下，缺乏与农奴劳动的竞争力。仅仅作为会说话的工具的奴隶，怎么会有生产劳动积极性呢？仅仅因为要防止他们的消极怠工，就需要投入很高的监工成本。解放奴隶，则可以把外部成本内部化，让身份相对自由的农奴自己监督自己的劳动。古代社会如此，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中的奴隶劳动同样如此。即便没有林肯的《解放奴隶宣言》，种植园主们迟早也会被迫放弃不经济的奴隶劳动。

权利的存在意味着救济权利的方法与手段的存在。即便存在所谓天赋人权，如何为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提供救济？捍卫权利同样需要暴力的强行正义。中共当局单方面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中，为臣民提供的各项权利并不少，但都是画饼充饥。徒法不能自行。权利需要权力提供保障和救济。革命在用血与火创造出权利的地方，也用权力为权利提供了强行正义的救济方法与手段。

   作者 : 沈良庆,

   發表時間：1/19/2009

   三 关于改良与革命的三大神话

   启蒙一词预设了上智与下愚的区别，即柏拉图所谓“那个知道的人”与群氓之间的区别。据说知识分子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师。巫师就是“那个知道的人”，他们掌握着一套据说可以通灵的巫术，并且被部落共同体成员所相信。他们可以代天立言，在天与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后者获得前者保佑，甚至与神同在，获得某种神奇力量。因此，巫师是半人半神的神圣职业，通过掌握原始社会的话语权而垄断师统和道统，连掌握政统的军事行政领袖（如酋长或王们）都要接受他们居高临下的指导。他们同时掌握师统、道统和政统的时侯，就是政教合一的酋长或王。地位略类宗教取代巫术并成为国教后沉重压迫甚至残酷迫害异教徒和异端的僧侣阶级，例如中世纪的天主教团，宗教改革时期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的神权政府，印度至今残留的婆罗门种姓，正在伊朗充当最高立法者的阿亚图拉们。因此，继承其衣钵的知识分子特别迷信语言的魔力，拼命垄断话语权；激进、浪漫的后现代知识分子则热衷于在语言领域闹革命，拼命鼓吹反智主义的反启蒙。

   我不是反智主义者或者反启蒙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价值，仅仅反对对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的迷信，尤其是对那种邯郸学步、淮橘成枳的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的迷信。我也有自己心仪的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英国启蒙思想家代表的那种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上，注重生活日用的经验主义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尽管我对笛卡儿、卢梭代表的欧陆理性主义知识、知识分子和启蒙主义相当不满，仍然能够欣赏他们坚持逻辑一贯性所带来的那种片面的深刻，假如能够去掉片面，当然更好；也能够从审美角度欣赏他们的浪漫激情所催生的革命精神和生命活力，假如能够现实一点，把眼光放在以自由立国而非建立人间天堂，当然更好。令人匪夷所思、无法欣赏的是当代中国那些学者型启蒙知识分子，及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居高临下、自以为是、没完没了的启蒙。[24]对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启蒙知识分子和启蒙有必要进行反启蒙。民间逐渐由自发走向自觉的激进维权运动和类瓮安、杨佳事件，本来是很好的解毒剂和反启蒙教材，无奈那些启蒙知识分子和暴民、法西斯一样，都是喝狼奶长大的，而且更容易被党文化酱得头脑冬烘，难以自拔。经过启蒙知识分子的过滤，西方近代以降以自由立国为目标、具有强烈革命精神的启蒙主义传统，被阉割了革命灵魂，只剩下毫无生命力的空洞躯壳：只许自上而下、没完没了的启蒙、改良，不许被启蒙的民众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行动，遑论暴力革命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