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声音：为六四正名/庄晓斌.599. /维权广场

然而，阅读完这些资料后，又有另一种声音在拷问着我的良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一个人已经死了，再用笔去鞭挞他的灵魂，这似乎无异于森阴的阎王殿里的那种声嘶力竭的拷问。当我沉重地写下这一命题时，一阵心灵上的战栗，使得我下意识地凝视自己的笔端，感觉到自己手里握着的不是一支笔，而是一根裹着铁刺的鞭子。被拷问的不仅仅是已经堕入了地狱的灵魂，而且，鲜活的，滋润的生灵，包括我自己也在这根长鞭下瑟瑟发抖。我几乎没有了勇气和胆量。”

我今天动笔开始写这篇文章时，也几乎没有了勇气和胆量。然而另一种声音又用更大的分贝呼唤着：良知更不可亵渎！历史更不可亵渎！为了给未来，给历史留下一页真实的史料，为了将来的人们能更精准地认证“八九民运”这段史实，我能在裹着铁刺的长鞭下受刑，虽则苦楚难耐，但这也算对得起中国知识分子腐朽意识里经常缺失的两个字------良知！

下面，我用几个标题来质疑“八九民运”的“神圣”性质

一高举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标语牌，能走上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么？

众所周知，20年前发生的“八九民运”中，“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这块标语牌是一直被游行和绝食的学子们高举着的。不仅如此，即便是在和戒严部队对峙时，两边队伍里相互攀比着高唱的也是口径一致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革命歌曲。为了保持队伍的纯洁性，监守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对前来进行捣乱和煽动的坏分子一律扭送到公安机关。这期间最著名的事件就是《天安门三壮士》事件了。

1989年5月23日下午4时，来自湖南的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人用水彩颜料灌在空鸡蛋壳里，掷到毛泽东画像上，将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巨幅毛像用油彩涂污了。他们三人当即被在场的学生和市民抓住。被审查了两个小时后，广场学生立刻召开记者会撇清“这不是学生干的”。随后三人被扭送移交给北京公安局。结果，当年25岁的余志坚，原职湖南浏阳县达许乡连头小学教师，被判无期徒刑，2001年9月获假释出狱。当年22岁的喻东岳，原职湖南浏阳日报美术编辑，被判刑20年，1991年冬在狱中精神分裂，至今尚未痊愈，2006年2月22日获释。当年26岁的鲁德成，原职湖南省汽车运输公司浏阳分公司司机，被判刑16年，1998年出狱。三个风华正茂的青年，由此际遇了悲惨的命运，而使他们惨遭不幸的推手就是监守在天安门的学生们。多年后，流亡海外的学生领袖和有关当事人都对这件事表示了或是歉疚或是辩解的心情。

当年的天安门学运领袖之一的连胜德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坦承：“是我下令将他们三人送交公安机关的。”他还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三壮士’弄污毛像事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他们三人的思想境界远远在学生之上，代表一代人与中共专制彻底决裂的觉醒。”但连胜德至今仍坚持当时将三人送交公安局的做法无可厚非。他还表示：“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我还是会这样做。”

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首任主席周勇军，对“三壮士”事件的反省比较彻底。他2004年8月 4日，写下长篇调查报导《我与湖南三壮士事件》。

周勇军作为八九学运的发起人、领导人之一，也是“三壮士”事件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之一，十多年来一直关注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的命运，并尝试用各种努力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注，引起学运领袖们对历史的反思。最初由于中外媒体和八九学运领袖们对这个事件普遍持冷漠态度，他的努力没有达到显着效果。2002年7月，纽约《黄花岗》杂志发表了湖南陈少文的报告文学《八九真英雄，湖南三壮士》。周勇军说：“看完这篇文章，我深感内疚，为了肯定三壮士泼墨毛像的正义行动，进一步冲击国人心中普遍存在的崇毛心理，并把三壮士事件摆到海外华人和国际与论面前，在《黄花岗》主编辛灏年先生的鼓励下，我带领赵品潞 (八九民运工自联代表之一，已故 )、叶宁等人到中共大使馆门前，重现三壮士向毛像投鸡蛋的行为，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喻东岳，公正地对待这三位湖南人士。”

周勇军回忆：“1989年5月23日下午1点左右，赵品潞从外面回来向他报告说：天安门城楼下聚集了很多人，有三个人向毛泽东像泼了墨水，几百人正在吵吵嚷嚷，可能要出事。周勇军马上让赵品潞带领工人纠察队前去察看究竟。

约半小时后，赵品潞带回来一个外地人，衣着十分朴素，神态疲惫。……我问他为什么向毛主席像泼墨水，他没有回答，带着一脸的沉思。我将工自联中所剩不多的面包和汽水给他吃，他小声的说了一声“谢谢！”我当时和赵品潞等工人领袖商量让他自己走，这事没必要管，可是不一会儿刘涣文、韩东方两人从广场中心回来，说高自联要人，并说高自联已逮住另外两人，需要他们三人一起澄清事件。我当时虽然已离开广场学生的领导工作，但天生的纪律与服从观念没让我多想，就决定让刘涣文、韩东方等人将这个人送到高自联去了。”后来，周勇军得知，这个人是喻东岳，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失去了他生命中该有的一切，我后悔当时没有给他更多一点的保护。周勇军向当时曾担任纠察队总指挥的张健核实情况，张健也表示，“因为当时大兵压境，学生运动是和平理性的，不想给当局找到镇压的口实，不想有人火上浇油。现在想起来，当时没放他们，很内疚，很后悔，这是我们的错误或者叫误会。我当时作为纠察队总指挥，我的任务就是保卫天安门广场，保卫学生的生命安全。”

周勇军还说：“民不举，官不究。”如果没有学生对三壮士小题大做，没有学生把他们送到公安机关，当局一定不会在他们身上大做文章。中国公安的办案习惯，常常是如果大批群众举报甚至扭送当事人，就必须立案，无罪也会变成有罪，小过即可做成重罪，因为“民愤极大”，“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学生领袖们强迫三壮士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与三壮士公开划清界线，其本身如同文革中的批斗和游街，先定性定案之后，再交公安机关惩治。三壮士的悲惨命运是当时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伙同专政机器强加给他们的。

我在此用过多的笔墨来叙述这一事件，并没有就此来谴责学生领袖们的贬义。悲剧已经发生，任何真诚的歉疚已经于事无补。我简要地回顾这个事件，就是要未来的人们认清一个确凿的史实。

认真阅读“八九民运”的所有资料，我惊奇地发现，这场运动甚至连像“反独裁，反专制”这些民主运动最基本的政治口号都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八九民运”两面最鲜亮的旗帜是“反官倒和反腐败”所表现出较为激进的政治诉求也就是“扔小瓶”和“李鹏下台”等等，这些都没有超出共产体制内的所谓改革派政治诉求的范畴。不庸置疑，这次学运确实遭到了共产体制内保守派的血腥镇压，也正是这惨烈的结局使参与这次学运的无辜学子们得到世界上所有热爱民主和自由的人们的尊敬。

然而客观地说，“八九民运”只是中国大陆发生在八九年夏天的一次学生运动，它远没有神圣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层次。因为历史和客观的局限，它既无法和高举反封建旗帜的“五四运动”比肩，也没有伟大到“推动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高度。倘若需要给这场学潮的性质作个准确的定位，它只是发生在八九年的一次“红卫兵运动”。

二，究竟谁是“八九民运”真正的黑手

关于“六四黑手”的论述，已经有太多版本了，不仅有官方的黑手榜，还有民间的多类关于“黑手”的揣测，甚至许多人也很乐于承担“六四黑手”这样的称谓。因为能沾上“一场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灵光”这毕竟是一件可以为自己“民主业绩”增辉的美事。然而，诚如一位曾亲身参与“八九民运”的青年所言：如果真的有这样的“黑手”，那么这只手上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天安门母亲”的孩子们的鲜血！”

是的，此言不假，这场运动的“黑手”和屠夫们一样该为无辜学子们消失的年轻性命承担罪责。但是，究竟谁才是“八九民运”真正的黑手呢？尽管有的文章曾“怀抱琵琶半遮面”地影射出这只巨大“黑手”的端倪，但迄今为止，却没有什么人让这只巨大的“黑手”浮出水面。

我认为，这只为“八九民运”推波助澜的“黑手”既不是一贯钟情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励之先生，也不是崇尚“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的刘晓波博士。更确切地说，方励之先生和刘晓波博士等一类现在乐于承担“黑手恶名”的人士，充其量只不过是这只巨大“黑手”上的一根小小的指头，而为“八九民运”推波助澜的巨大“黑手”应该是当时身居共产党总书记高位的赵紫阳“同志”

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了解到什么鲜为人知的内幕，其实只要认真地解析“八九民运”的全过程，这个结论就一定是所有不昧良心的人的共识。

“八九民运”的起因是由89年4月15日学生“自发地”悼念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活动揭开了序幕的。姑且不说这种悼念活动究竟是“自发地”还是有预谋有组织的，我们确凿可以考证的却是当4.26社论发表之后，学运明显已经陷入低潮的时刻，却由于“德高望重的紫阳同志”的一系列“暧昧”表态讲话才又鼓起了冲锋陷阵的勇气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身居显位的紫阳书记的“暧昧”态度，才有了后来浩浩荡荡的百万人民的大游行，在游行队伍里，不仅有工人，市民，知识分子和党政机关的干部，而且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宏大的场面，都是由善于揣摩上谕的各级党委“自发地”组织或者允诺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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