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维权运动和当代中国民主大革命/袁红冰.597. /维权广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暴政将北京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淹没在血泊中之后，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了低潮。但是经过十年，以各阶层民众的维权运动作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反抗，再次掀起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运动之所以能够兴起，实际上是中共暴政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共暴政黑手党化的必然结果。

从上个世纪末一直到今天，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风起云涌，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政治存在。围绕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也开始了极其激烈的思想交锋。这种思想交锋，在二零零六年以高智晟律师为象征的“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激烈。二零零六年，高智晟先生几乎是以一个人，勇敢地向整个中共暴政进行挑战；几乎是以一个人，向由几百万军队，几百万警察，几百万官员，其中还包括多如牛毛的御用文人所组成的中共暴政，发起毫不妥协的挑战，从而使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进入一个高潮时期。

就在上述背景之下，由一些伪类们——所谓“伪类”，就是伪自由知识分子、伪维权律师、伪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群体，开始对维权运动进行精神和理论上的限制。他们总的目的，就是想把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限制在中共暴政的政治和法律的秩序之内，使之成为中共暴政的政治、法律中的一个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制造了一系列理论。

他们的第一个理论是：所谓“维权”，维护的是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他们的第二个理论是：维护这种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当然要按照中共暴政的法律程序来进行，也就是要遵守中共暴政的法律；他们的第三个理论是：维权活动不能形成社会运动，而只能进行所谓的“个案推进”，由少数的维权律师为主体来进行；他们的第四个理论是：维权活动不能够政治化，必须和民主政治的诉求分开。

伪类们通过这四个理论，对高智晟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思想攻击。以至于高智晟被中共暴政逮捕之后，他们的攻击和污蔑也没有停止。

针对伪类们提出的上述理论，我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首先我们提出，中国各阶层民众所维护的权利，并不是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赋予的所谓权利，而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基本人权。明确这一点极其重要，这是对中共的法律的本质的认识。早在几千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对法律作出一个基本的区分，即良法和恶法。良法才应该被尊重，被遵守；恶法则必须废止。按照现代法的精神，只有那些体现了主权在民原则的法律，才是良法。而中共暴政是以暴力和谎言来维护统治的政治黑手党，中共暴政的法律只代表中共特权阶层的专制意志，是一部专制恶法。正是由于中共专制恶法的存在，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才受到践踏。中共暴政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它的法律的名义，犯下了无数的反人类罪行。当年，建政之初，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国民党人员，是按照他们所谓的“惩治反革命条例”来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屠杀了那么多的“现行反革命”，也是按照他们当时的法律来进行的。现在，他们对于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迫害，对于基督徒的迫害，对异见人士的迫害，也都是基于他们所谓的法律。甚至他们的“六. 四”屠杀——动用几十万野战军来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也是通过他们的戒严法来进行的。因此，中共暴政的法律是一部浸透了中国人民鲜血的专制恶法。这部法律中所规定的所谓的人民的权利，全部是谎言。这部法律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

在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下，怎么可能有人民的权利？所以，所谓的“维权运动就是维护共产党的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这种说法，实在是一种弥天大谎，是一个极为无耻的政治谎言。伪类们就是利用这个政治谎言，来混淆天赋的基本人权，和中共暴政的法律所规定的虚伪的权利之间的界限，从而模糊维权运动所应该采取的政治立场。

针对中国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抗暴运动，伪类提出的第二个理论就是，民众的维权运动必须符合中共暴政的法律程序，必须在中共暴政法律的司法程序范围之内来进行。伪类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这种理论的呢？从这个世纪初开始，每年中国各地都发生大量自发的群体性维权事件。这种群体性的维权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共暴政的统治秩序，极大地震撼了中共暴政的专制的政治法律秩序，引起了中共暴政的极大恐慌。为了把这种维权运动限制在中共暴政的法律范围之内，当局实施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这种政治阴谋的表现之一，就是由伪类来出面，提出维权运动必须符合中共暴政的司法程序。针对这种观点，我们明确地指出，伪类们是想把中国民众的维权运动，限制在中共专制恶法的牢笼之内，限制在中共的司法程序范围之内。而中共的司法程序，本身就是产生大量冤假错案的根源；中共暴政的法律，就是冤案之源。让中国的维权运动按照中共的司法程序来进行，本质上是与虎谋皮。而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只有超越中共专制恶法的限制，按照人民自己的意志所确定的方式，自主地来进行，才有可能真正起到维护人民基本权利的作用。

针对维权运动，伪类们提出的第三个所谓理论，就是维权运动不能够变成社会运动，而只能够进行所谓的“个案推进”，由少数所谓的维权律师主导。中国的所谓维权律师有多少？数一数，不过十几个二十几个。中国每年的冤案又有多少？可以说是无法统计。有多少贪官，就有多少冤案。一方面是冤案堆积如山；一方面是所谓的“维权律师”只有区区十几个二十几个。如果由维权律师进行所谓的“个案推进”来维护中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中国的冤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雪洗？大量的各阶层民众的冤案，如果只由少数的所谓的维权律师，进行形影相吊的“个案推进”，这种维权运动又怎么能够发挥真正的社会效益？所以针对这种所谓“个案推进”的理论，我们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必须社会运动化。人民有权利按照当代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而只有中国的维权运动形成巨大的社会运动，才真正能够实现社会正义，纠正现在在中国堆积如山的冤案。

伪类们针对维权运动提出的第四个理论，叫作：维权活动不能政治化。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维权运动必须在中共的政治范畴之内来诉冤，就是说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只能向中共暴政这个加害人乞讨公正，乞讨平反，而不能够对中共暴政提出任何政治上的指控。而事实上，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受到迫害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禁止中国的维权运动政治化，就是要让中国人权灾难的根源，即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永远存在下去。针对伪类的这种维权运动必须非政治化的理论，我们明确地提出，中国的维权运动必须政治意志化。所谓的“政治意志化”就是，维权人士要意识到，中国民众的权利被剥夺，被践踏，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这个基本的原因不被消除，不被否定，中国人永远不会自由，中国人的人权也永远不会得到真正保障。

所谓的中国的维权运动政治意志化，就是维权运动要以彻底地否定中共暴政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

经过二零零六年这次和伪类的激烈的思想交锋，中国的维权运动在理论上终于找到了清晰的背景。概括起来讲，中国的维权运动在思想上必须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基本人权受到剥夺和践踏的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一党独裁的专制统治。中国各阶层民众的基本人权被践踏和剥夺的基本法律原因，就在于中共暴政的法律秩序和司法程序。

第二、中国各阶层民众所维护的，不是所谓中共暴政的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相反，中共暴政的法律从来没有在真实意义上赋予过人民任何权利。在一党专制的统治之下，人民只不过是共产党的政治奴隶；没有政治独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权利？因此，中国各阶层民众所维护的，是天赋的基本人权。

第三、中国民众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有权利按照民众自己确定的方式来进行。

第四、维权运动必须广泛地社会化，必须由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参与。维权运动不是少数几个维权律师形影相吊地向中共的法律乞求正义的活动，而是千千万万的基本人权受到践踏和剥夺的人们，自主独立地争取自由、维护权利的社会历史运动，而中国的维权运动也只有形成社会历史运动，才有可能真正地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最后，中国的维权抗暴运动必须政治化，必须超越中共暴政的政治和法律的范畴，按照人民的意愿，按照现代法的精神来进行。

由于以上关于维权抗暴运动的思想越来越清晰，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大地上每年都大量爆发的起自民间的维权抗暴运动，越来越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越来越具有强大的社会活力。高智晟先生虽然在中共暴政的思想走狗和伪类的围剿之下，最终失去自由，被中共暴政所逮捕，但是高智晟律师在二零零六年发起的“维权抗暴绝食运动”所代表的那种精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各阶层维权抗暴运动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这个精神就是彻底地认清中共暴政反人权的本质，跟中共暴政作毫不妥协的政治的决战。只有如此，中国人民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民主。

二、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和当代中国的民主大革命理论

改良和革命是贯穿整个人类政治史的两个基本的概念。如果我们要对这两个政治概念进行历史的系统的分析和讨论的话，那恐怕需要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我们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因此，我们今天将只从当代中国的角度来讨论这两个概念。

国内的一些朋友不理解，为什么海外民运二十年多来几乎一事无成。在中共暴政面前，海外民运不战而溃，而且溃不成军；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明确而坚定的，和中共暴政直接抗衡的政治意志。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改良主义的猖獗。

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背景上来讨论改良主义思潮，我们可以把改良主义思潮概括为两句话。那就是，希望通过中共官僚集团良心的发现，主动实行民主改革，从而把中国引向民主、自由，也就是希望中共，能够“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放弃他们的一党独裁的政治统治，以及和这种政治统治相联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特权。在对中共暴政抱有这样深刻幻想的同时，他们要求人民必须和中共暴政和解，必须宽恕中共暴政的反人类罪行；他们否定人民在暴政前拥有起义的权利；他们否认人民在对暴政的暴力镇压进行正当防卫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他们想要用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诉求，来乞求中共暴政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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