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政党在西方只不过是“市民—公民—社区人”参政、议政的组织形式，基于个人政治利益之上通过理性手段组织起来。中国政党则缺这样的历史传统，有的是会团革命夺江山的传统，创建新国家的同时在把社会当家庭组织。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是由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而同盟会这样演变过来的。孙中山既是国民党的首脑，又是中华民国的“国父”。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明显传承乡党和朋党特征，帮亲不帮理，军阀派系明争暗斗不停并被共产党利用，所以丢了政权。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有相当的差异。毛泽东及中共党官自称人民的儿子，承诺做“人民公仆”，却强逼人民持续几十年认共产党为母亲，认各大小寨主为父母官。共产党战天斗地，却将自己置于天地位置。儒家和国民党在情中舞乾坤，从家庭父母与儿女的伦理道德中衍生国家官员与国民的伦理道德，所以蒋介石曾经广推“智仁勇”的新生活运动。共产党批儒家反国民党而在权中舞乾坤。阶级斗争和党派迫害中衍生权力至上的变色龙“道德”：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反传统文化中破“四旧”，将流氓、痞子的粗暴和下流习性当作质朴的工农道德推广，以后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复活裙带和朋党关系，推广“成功会”和“幸福帮”于全社会——不择手段、全力以赴“我（家）心中的梦”：票子、车子、房子。

   国寨前期，中共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挑动群众斗群众毁灭或摧残乡绅、士大夫的良知道德风气，为了保持斗争强度，党官和民众们保持着一种关心“国寨大事，无私奉献”的互动。那时候真可谓：党和官指向斗谁，人质民众就冲去斗谁；人质民众在哪里呼斗，党官就去哪里组织斗争。国寨前期党官与民众的依附关系是积极的，党官教民众邪，民众促党官恶，共同摧毁了自治的乡镇和教人做君子的学堂，奇迹般地把大陆建成了一个大井冈山或大梁山寨，斗富斗知取乐。

   文化大革命的国寨后期，党官与民众的依附关系成了消极的，表现为“上梁不正下梁歪”：父母官以权谋私，老百姓专门利己。从文化大革命后期起，共产党内部也出现朋党和乡党现象，却与古代儒家和民国官员不同。传统士大夫腐败不出官府，社会教育是敬天知命的主调，民间一直崇尚取财有道、富而有德。中共党官在1992年明确走向权贵改革——跛脚资本主义——的社会（敌对）主义，官民互动鱼水式的社会化腐败：官以权买钱，商以钱买权。想富就要学坏，富人的幸福生活就是“口福＋性福”的吃好、淫乐。一部分先这样，而后全社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