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国寨大幼儿》系列

   从古自今，我们一直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倾向。西方人求人不如求己，中国人求己不如求人。“朝中有人好当官”，“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文化固然古而有之，那也主要是宦官专权、朋党斗争的小人文化。在国寨儿女普遍以依附情结给父母压力，已婚者敢拿父母钱，却不敢为家人向共产党要人权。孔子时代即有的三十而立的君子素养严重欠缺：对家庭、群体和长辈的依附大过个人的责任。相比西方人，依附他人的需求非常迫切。求成功和谋幸福都是勾肩搭背的团伙行为。“拉关系”和“走后门”锐不可挡已成中共国寨的鲜明特色。

   一群人成帮成会，成团成圈子地玩耍和做事。创造财富经常变成拉关系巧取豪夺，化社会财富这私人的灰色收入。官商结合，权钱交易，结党营私――挂羊头卖狗肉，有时像夫妻、有时像父子一样牵扯着“做生意”，社会财富许多部分成为非法获取的灰色收入。政府官员惯于做父母官把社会当作家庭，把公务做成家务，排斥公平竞争的致富方式——官商分工，权钱制衡，立党为公，依法行政，正道致富等。公事公办的官员如同周建湘一样必挨“不讲人情”的手榴弹炸。

   “家庭情结”衍生出的“成功会”、“幸福帮”，影响着中国近现代革命党的奋斗形式。对政党中国人持有乡党、朋党、帮会的认识和感情。党员之间正式场合互称同志，但私密的或者非正式场合下便互称哥们、姐们。党员交往虽然有党章的明规则，却还有“礼尚往来”、“近亲远疏”等潜规则。国民党快步上了宪政路之后，这个问题逐渐解决。共产党失去共同致富信仰之后，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指导下，官与商买士弃农工而广推“成功会”和“幸福帮”。

   人需要父母、需要朋友，这不是问题，这是生命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但“靠”就成了问题。古代靠君主和清官，一旦君主腐败和清官被逐，中国就进入乱世，不死几千万人进入不了新的治世。当代人靠中共邪教和党官流氓，社会必定整体腐败，最终遭遇“天灭中共”的大淘汰，非有脱共的个人良知表态才能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