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王心学可谓为宋明（道）理学注入修炼的尝试。

    小于张载1岁而大于程颢11岁的王安石非北宋五子人物，其触及了士大夫情理的新法源于其元气天道观、博学多问论和静为动主说，认为：元气不动，冲气运行产生万物，天变不足畏；视听思之能力，须博学多问以增进；变法新故相除，不触及动之静主。透过王安石的思想看其变法，更能洞见其失败之奥秘。

   　 王安石进士第四名及第，是语文成绩比北宋五子更好的名儒，但支持其推行新法的思想，跟所有儒生一样受儒学情理的局限：利民、富国、强兵的新法（青苗、市易、免役、均税等）是根据感觉和有限的经验制定的，以元气天道、博学多问和静为动主的经学注疏论证不清楚，也没有100年后英国等级代表制议会的支持。故而一方面新法没有行政上的可操作性和传媒上普遍民意的支持；另一方面被新法实施不可避免地触及利益的广大儒官，依照忠君爱民、理在气先、寡妇不得再嫁等理学思想，本该为富国强兵忍痛牺牲才对，事实上包括邵雍、张载、二程在内大多数士大夫却都因新法贵民轻官而群起抵制，注释经典的经学传统给了他们实为不愿多纳税、宁愿国弱的私欲抵制变法却嘴上维护“祖宗法度”的借口。事实上在程颐捍卫同日不可同时参加吉礼和丧礼的儒家礼仪时，以维护礼教传统为名而反对新法的苏东坡这时候又为此跟程颐闹翻。总体上说来，北宋儒生和官员说君子理多却较少履行。十年、几十年寒窗苦读、进士及第而捞到的官便宜，士大夫乐园中苟且偷安、养尊处优的个人舒适，多占田少纳税、民穷官富等特权，用几句仁义道德天理或《三经新义》（王安石注释）的富国强兵说法就给免除了，没那么容易。而科举上来的官员，要从《十三经》以及先儒传注中去找新法不对的说法，又太容易了。天理王法，依照仁义道德来说，不外乎人情啊。

    私情逻辑由儒家孔子直到两位程子，运用中一直不具备辩证（逻辑）错误的讨论功能。因此儒家只要争辩，就会演变成一个师生团队或官员朋党跟另外一伙人的情绪化吵闹。寒门出生的儒官，个人得失是隐藏在心底的“天理”。私情逻辑最大的功用是聚人，对于小人儒而言，是聚合师生团体和官员朋党群起而攻之。北宋反王安石变法的儒生，官都没有王安石大，但聚合的反对群体大，骂声大。

   24 南宋时期理学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朱熹当了多大的官，而是他创办的白鹿洞书院聚合的学生将近一万人，所以将儒家（道）理学推广成了主流思想。

    朱熹，南宋人，为二程的第四代弟子，比二程小了近100岁。他讲的理学把北宋五子的思想以“理”为核心，把太极、理（天理）、道心、人欲、气、性、命等思想观念，像人的眼、耳、鼻、舌、身、心、手、脚似地组合成一个思想身体，理或天理成了这个思想身体的心灵的主宰，几乎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所有重大问题。朱熹以天人合一的思维传统，解决了理和气隔离的问题，说周全了仁义道理：理在气和天地之先，气或天地分有不同的理；天理即太极，先于山河万物而存在并让它们共享，犹如“月印万川”；穷究万物的理，最后会发现仁、义、礼、智等道心•天性即天理。结论：人顶天立地，懂得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义理之后，不履行者非人也。还解决了情欲必须节制的问题。唐宋时期600年，男人三妻四妾引导女人心猿意马：武则天改嫁还当了皇帝，母亲改嫁无碍范仲庵当官。儒生对此教化有心无力。程颐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是大男人的理学宣言，道理没有讲透和说细致。朱熹讲透说细了：道心即“天理”，恶心乃“人欲”；天理人欲不能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

    按照所谓封建专制的理论推测，朱熹必定是个思想专制者。然而在欧洲十字军东征和教会审判异端不止时，朱熹曾邀请异己分子陆九渊来白鹿洞书院跟他唱对台戏，履行其院训：“博学之，审问之， 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陆九渊（象山）主张“心即是理”：“吾心即是宇宙”。“天人合一”的“理”， 朱熹合在天上，所以主张多读书知事理而见天理；陆象山则合在人上，故而要求“先发明本心”，从人心上发现天理。共产党整死人没商量。朱熹为什么能够容人？（6）

    二程和朱熹都是“涵养须用敬”的身体力行者，读书都先要盘腿专心安静恭敬之后才开卷的，这可谓一种儒家功，只不过还不是修道或修佛。唐朝中期，禅宗六世祖慧能将古印度达摩所传打坐禅定、慧悟成佛的佛教修炼改良成佛学修养。慧能写《坛经》，与同修神秀的“渐悟成佛”针锋相对，宣传“顿悟成佛”：净土在身，佛法在心；不用语文，真如惟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二程和朱熹将禅宗事事感悟佛法的佛学修养，转换成事事感悟天理的儒学修养。陆象山则将禅宗废禅定的佛法在心，转换成“先发明本心”的自觉修心，真正修养出德性。

    真正克服了程朱理学“行不如知”的弱点是明朝的阳明心学。从魏晋时代到唐宋元明，一千多年漫长时间里，儒生们从讲道或修道到讲理或修诚，对从孔子那里沿袭而来的“仁义礼智”道德思想，已日渐口是心非或敬而远之了。明朝中期，约在欧洲路德提出不要教会拦在上帝和信徒之间稍早一些的时候，被打过臀部依然不改修诚初衷，坚守孟子“威武不能屈”的仁义教诲的王守仁，终于领悟陆九渊的“本心之学”是“良知之学”（后世合称为“陆王心学”）。王守仁（世称阳明先生），一生以破“心中之贼”而“辅君淑民” 为己任。世人以为王阳明完成了心学体系，其实他是使孟子和陆九渊修善性养正气的做法更加简易，完全放弃苦读式的佛法在心学问，一心在修养上用功。所谓“心即理”，讲的不是学问知识，而是修心者在养性的生活中真切体悟或明白看见的天理。所谓“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并非哲学理论，讲的只是修身养性达到的一种心神相通的身心状态：心中有理，才见花树；心有良知，明善辨恶；良知即行，善行即天理。

   　　王守仁的心之理学要旨是：守仁修心，良（知）善（行）银币。明中期以后，儒家天理之心学成为显学。王守仁之门生遍布天下，以灭国之心贼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