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尽暴政百万兵，手中利刃血犹腥，论革命！/昭明 /中国上海暴政网

然而站在人民的立场，站在历史的角度，杨佳与荊轲是勇士，是侠客。和平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时期，他们就是凡夫俗子，扔在人堆里，立刻就不见踪影，平时不打架，不欺人，不逞强，连个烟头都不随地乱扔。但社会动荡，没有正义公义，贪污腐败盛行，政权随意劫掠百姓，关键时刻来临，他们不畏缩，敢于挺身而出，敢于以弱小的个体抗击强暴政权，甘为高尚的政治价值观和理想主义献身牺牲。他们超越物欲这些有形的东西，将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国家民族、自由正义等形而上的信念上，其毫不利己的壮烈行为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千古流芳，正所谓“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十年磨一刃，百步杀一人！杨佳击杀的不仅仅是为非作歹的上海警察，他击杀的是这些流氓警察所代表的共产党暴虐政权。他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申冤，他更为的是受到中共国家暴力机器欺压的十三亿老百姓申冤，因为大侠专门选择在七月一日暴虐政党的生日发起攻击。不伤女警察，不杀年轻刚毕业的警察，这就是流传几千年的侠义精神——不伤妇孺。当上海公安们穿上警服时，他们就在履行欺压人民的职责，侠客们就有理由击杀；当他们脱下警服后站在人民的队伍中，不再为非作歹，侠客们就能放他们一命。从有形的物质角度看，杨佳未能击杀暴虐政权共产党的百万兵马，但从超越物质的无形的价值观念看，杨佳胜利完成了他的此生的使命——伸张正义！按照司马迁他老爹太史公的话讲：“……，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教然，不期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杨佳行为的本质是一场革命，革杀掉欺压人民暴虐政权的命，以武力的手段变革广大人民群众被奴役的命运。今天要谈的就是革命！不仅要谈革命，还要界定武力、暴力、正当防卫的区别。

一谈革命，许多老九知识份子就谈虎色变，视其为洪水猛兽，其实大可不必。革命一词，出于我国最古老的著作之一《易经》。孔子铁嘴钢牙作《彖辞》，用“水火相息”、“二女同居”来形象地说明“革”卦的变革之意。水火不相容，必生变化。二女同居，志向各异，同极相斥，终将生变。

不要说两女同居了，就是两男同居也一样。军委主席只能有一个，十年前曾庆红与胡锦涛都势在必得。十六大上两人更是同在一个屋檐下，都是常委，尤其是年龄长于胡锦涛的曾庆红竟然置身于接班人的位置，主抓分管党政军的书记处，当然最终胡锦涛以七上八下的名义在十七大上成功逼退曾庆红。这就是：两男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讲究仁义，信奉温、良、恭、减、让的圣人孔子，更是用天地四时变化，比喻革命的道理：“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汤武革命”指的就是商汤灭夏桀，周武王灭殷纣。《正义》解释孔子的汤武革命：“天地之道，阴阳升降，温暑凉寒迭相变革，然后四时之序皆有成也。”“夏桀、殷纣，凶狂无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主；殷汤、周武，聪明睿智，上顺天命，下应人心，放桀鸣条，诛纣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恶俗，故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干戈，极其损益，故取相变甚者，以明人革也。”

2008年的暴雪冰灾、四川地震就是“天既震怒”；翁安抗暴、吉首事件、厦门PX项目风波、广州市天河区大规模群众示威、重庆出租车罢运、上海市民声援杨佳、陕西军转干部冲击省政府、福建失地农民酝酿大游行，等等这些就是“人亦叛主”。

圣人孔子他老人家，用“天地”“四时”“汤武”为说，极赞“变革”之时功效弘大。所以“革命”一词，不是洪水猛兽，不是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专利，早在三千年前的中国就有了。外文叫Revolution，那是后话。

变革有两种，一种是最高统治者看到时代该变了，主动去领导适应新时代的变法，这种由上而下的主动变革称之为改革、改良。因为是最高统治者主观能动地去变革，因此在变革过程中不含有大规模的武力强迫因素，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变法，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内。当然邓政委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就留下了改革的祸根。

变革的另一种，是时代该变了，但最高统治者拒绝变化，顽固地执行自己喜好的恶俗，社会矛盾积累、加剧、激化，到达突破脆弱稳定的临界点。作臣下的，或是民间老百姓忍无可忍，揭干而起，运用大规模武力推翻最高统治者的暴政，这种自下而上的被迫变革，就是革命。

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标。孔子赞成用武力去推翻暴政，建立起仁义公正的政权。然而应该承认的是，革命可能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革命推翻暴政，建立了仁义公正的社会，如商汤、周武、刘邦、李世民、朱元璋、孙中山、蒋介石等人的革命。另一种革命，是用一种暴虐的政权去取代另一个暴虐的政权，如李自成、洪秀全、毛泽东等。

人民群众在革命过程中所使用的武力，与暴虐政权对人民施加的暴力，有着本质的区别。暴政使用武力虐压人民，含有强烈的欺压、劫掠无辜民众的主观动机，因此是暴力。而人民群众，受到暴政欺压，在没有任何申冤的渠道时，被迫使用武力奋起反抗，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与尊严，这种行为不是暴力，而是正当防卫。

上海公安，身着警服，代表国家暴力机器，无理截停杨佳盘问。当杨佳试图捍卫自己作为一个守法公民的权益时，上海公安将杨佳劫持到派出所，并大打出手。这就是典型的国家暴政对一个守法公民施加的暴力。事后杨佳走遍了上访机构，竟然没有一个能为这个守法公民主持公道，在申冤的法制渠道全被污吏们堵塞住时，杨佳选择了用武力去奋起反击，捍卫自己的天赋人权与尊严。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公安的行为是对一个无辜的守法公民主动施暴，而杨佳并没有报复社会，并没有伤及无辜，而是选择对他的施暴者反击，所以杨佳的行为是使用武力，但不是暴力，是天经地义的正当防卫！

所以讲，当上海公安们穿上警服时，他们就在履行欺压人民的职责，侠客们就有理由击杀他们；当他们脱下警服后站在人民的队伍中，不再为非作歹，侠客们就能放他们一命。

中国的警察面临选择，要么继续与暴政一道欺压人民，继续强拆民宅，暴打访民，用坦克机枪对付和平示威的人民，要么掉转枪口，象汤武革命，象辛亥革命一样成就历史前进的伟业。

在警察掉转枪口之前，只要还穿着警服履行欺压人民的职责，人民就有理由用武力去反抗，人民就有理由象杨佳一样，拿起利刃，杀杀杀杀杀，杀尽暴政百万兵，手中利刃血犹腥！

只要我们的访民与冤民们有杨佳的勇气，有捍卫自己天赋人权与尊严的渴望，每个人象杨佳一样，不伤妇孺，不伤无辜，每个人击杀十个恶警，暴政势必灭亡。就象两千两百年前的张良与荊轲一样，不在乎是否真能刺杀死秦始皇，而是要让天下知道，尽管秦始皇有百万雄兵，有上将千员，有坦克、飞机、大炮，还有原子弹，但照样有侠客敢于挑战暴政，击杀暴君，天下势必震动！

有必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在的中共还叫共产党，还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但现在的中共在定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时，已经不是按照生产资料是否公有制为标准。对于中共来讲，言论自由、民选政府、三权分立就是资本主义；专制、一党专政、党禁、报禁，官商权贵相互勾结，在房市、股市随意洗劫老百姓，就是“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共特色社会主义”。简直就是一怪胎，是人类文明的癌症。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中，在周文王、孔子、老子、庄子等圣人们的教导中，使用武力只是作为社会不得不变革的最后手段，但从来没有上升为指导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念与信仰，因此中国不会因使用武力革命而产生恐怖主义，用暴力伤及无辜从来不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但却是列宁主义的核心部分。既然圣人们在两、三千年前就极赞“革命”之时功效弘大，我们今天的后人还有什么犹豫的呢！

中共就是靠用暴力革命起家的，但在1996年修订刑法，废除了“反革命罪”，改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为什么中共要放弃革命这个曾经十分流行漂亮的词汇？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共领导人及他们的家人各个都腰缠万贯。要再提倡革命，岂不是就要革他们自己的命了吗，所以才要从刑法中废除“反革命”，这也说明中共权贵已经赤裸裸地沦落为反革命了！中共要放弃革命，我们偏要革命，革的就是这帮祸国殃民王八蛋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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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贴一遍：

胡、江、曾摊牌前论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下）

官场观察工作室昭明

胡锦涛与江泽民、曾庆红的矛盾，是专制政权内就最高统治权的争斗。打击黄菊、陈良宇就是打击江泽民。“七上八下”，就是要彻底消除曾庆红的威胁。谁掌权意味着维护谁的政治经济利益，无论是黄菊、陈良宇，还是曾庆红，他们维护的都是江泽民集团的既得利益。

在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一条上，胡锦涛与江、曾并没有本质区别，他们的认识是相同的。但为什么江泽民会对胡锦涛不放心呢？其实江泽民最不放心的就是，其接班人能不能继续维护江及其手下人马的既得政治经济利益。

事实证明江泽民的担心不是多余的，胡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获取军委主席的职务后，在十七大前对江泽民旗下的上海势力大打出手，气死政治局常委黄菊，抓捕黄菊秘书王维工，审判了江泽民退休后在上海的大总管陈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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