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至28日，我因为针对中共当局未依法作出地震预报、中小学豆腐渣教学楼、可能的核泄露等问题，召集有关专家撰写文章，而获“无罪入狱”10天。

   10天里，每日上午、下午都要接受中共官员的临讯。每次“号房”的铁门响起开锁的声音，号房的狱友都笑称：“来喊你上班了。”有一次下午，中共官员审讯我到5点半，而号房里的开饭时间是5点，我以为一个晚上要饿肚子，没想到我一进“号房”，狱友们一声“下班啦”，端出给我留的饭菜，这让我感到很温馨。

   我被关押在南京市看守所，我的“号服”上的编号是70105。我的“号房”是7区2号。

   同号房的还有4位狱友。他们都是普通刑事犯罪的已决犯。所谓已决犯，就是已经被判刑的犯罪分子。一般而言，已决犯都必须送交劳改监狱执行，但是刑期太短的或有其他不适宜送交劳改监狱执行的，可留所劳动。

   他们中3人每日也上下班，有时还上晚班，他们在做“二极管”和电脑线什么的，我想这就是中国在世界上臭名昭著的“劳改产品”。 但是，具体是什么产品，我没问。

   “别打听别人的任何事情，别碰别人的任何东西”，这是牢房的一条很重要的不成文的规定。

   晚上6点以后是娱乐时间，他们四人喜欢打牌，我喜欢打坐。

   他们无论开心还是难过都会大声地唱歌，而且只唱一首歌——刀郎的《情人》。

   我很能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毕竟我只要坐10天的牢，而他们已经坐了一百天或几百天，有一个叫老韩的狱友和我挺谈得来，还要再坐好几年呢。

   刀郎的《情人》，我也会唱，但是从来没有象这样在10天内连续听过好几十次，于是我开始研究起这个歌词来了。

   这首歌的主词是：情人、消魂、伤痕、温存。

   全歌四段如下：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消魂。 

   你是我的爱人，像百合花一样的清纯，用你那淡淡的体温，抚平我心中那多情的伤痕。 

   我梦中的情人，忘不了甜蜜的香吻，每一个动情的眼神，就让我融化在你无边的温存。 

   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的消魂。 

   有一天，他们四人都不在。上午九点，到了放风时间，而临讯我的中共官员还没有来喊我“上班”。我一人到天井里晒太阳。天井的高墙上用一个大铁笼子覆盖着。阳光很眩目，我情不自禁地唱起来《情人》。我还没唱到第二段，左右隔壁牢房都传出了合唱。

   我突然感到，这个“情人”不应该只是女人。对一般的饮食男女来说，情人只是另外的饮食男女而已。而对我来说，这个情人却是一种盼望、一种期待、一种引力，是一种“未来时”。

   这样的思维，一下子让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很久很久以前就非常迷恋矗立在美国海岸的“自由女神”像。原来，自由，是我的女神，而民主，是我的情人。

   前天，讴歌“六四”的黄伟先生（见民主先声224）告诉我他还没结婚，这让我大吃一惊。他写过摇滚《黄土下的歌声》，并于2007年6月4日清晨5点30分首唱于温州松台广场。最后一段歌词为：“今年今天，小城广场。淡淡的清香，飘散祭者的羞愧。郁郁的琴声，嘲笑苟活者的尊严。埋骨何需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GOODBAY TAKE CARE。最后的晚宴即将落幕!”

   我今年41岁，他45岁。当时我没问他为什么不结婚。后来，他说，自由是他的情人。

   昨天（6月2日）晚上，妙觉慈智法师（见民主先声190、211）写了一首纪念“六四”的诗发给我，题目是《以伟大佛陀慈悲智慧的名义》，第一段是：“以伟大佛陀慈悲智慧的名义/ 以无比高贵的生命的名义/以人类终极价值自由的名义/以鲜红的忠诚和赤子的鲜红的血的名义/八九六四/让这一天成为永恒。”

   妙觉慈智法师在1989年和我一样都是大学二年级学生。她因去北京声援而被校方开除。

   黄伟先生讴歌“六四”、高举“人权”，妙觉慈智法师热心维权、济世博爱，皆为心中有此“自由女神”、“民主情人”。

   1989年，我在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现名南京科技学院）的文法系中英文秘书专业上大学二年级。5月28日，我坐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在济南站，我认识了一个山东大学的女学生。她是青岛人。第二天，我们一起到了天安门广场。一路上，我们聊的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她叫陈青。她说她的小名不叫青青，叫陈陈。我问，为什么不叫“青青”呢？她不好意思地说，那是给“未来的先生”叫的。我说，哦，那正好，我的同学都叫我“蝈蝈”。

   5月29日、30日两天，我在天安门广场上都没找到我们学校的旗子。在离开南京之前，我听说我们学校的旗子也飘扬在天安门广场的。这两天我一直和陈陈在她们学校的旗子下。

   6月1日，我决定回南京带旗子和同学来北京。和陈陈分手时，她给了我她家的电话，要我暑假里到她家玩。她家在海边，有吃不完的海鲜。

   回到南京的第二天，北京就出事了。

   6月3日晚，对大学生的政治体制改革呼声，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理由，镇压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美好的心灵和年轻的身体。

   之后，我给她家里打了无数的电话，都说“没消息”。直到7月27日，我才知道陈陈在北京胸部中弹牺牲。他家里人很悲伤，也不敢说什么，只说，“你以后不要打电话了，我们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陈陈的同学说她被枪打死了，胸口被枪打了一个大窟窿。”

   我不知道陈陈的尸体最后是怎么处理的，是否作为暴乱分子的骨灰“弃灰”，是否通知家属领取骨灰等等，对此我一无所知。

   1989年8月份，我想去青岛安慰陈陈的父母，却再也打不通电话了。

   之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说话。很多年来，我都在进行痛苦的“六四”反思。

   1989年，中国所有的大学生都激烈地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中共结束独裁，实现民主。百万大学生在全国各城市的主要街道开始了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

   我们在街头向每一个过路的市民介绍民主思想，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支持我们。

   但是，当时的工人、农民很奇怪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们在南京的鼓楼广场上游行的时候，一些工人说：“小祖宗哎，你们让些路给我们吧，我们要去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

   全国各地的农民也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娃娃们在折腾个啥。

   1993年，我到南京大学读社会学（法学）研究生，一些苦难的工农到南京大学找到我，请我帮他们维权，我没好气的说：“我不干！当我们在街头最需要你们工农帮助的时候，你们却在奚落我们。现在你们知道我们当时在做什么了吧！你们现在活该！”

   1996年，又有退役军人、军转干部来找我维权，我更愤怒了，说：“你们枪杀我的兄弟姐妹，你们是杀人犯，去死吧你们！”

   但是，2002年6月4日晚，我梦见了陈陈，她对我说：“蝈蝈！你傻呀，你应该帮他们，我们死这么多人，不就是为了让人民得幸福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六四学生变成了一个维权民运人士了。之后我做的维权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2008年3月6日，香港《太平洋》月刊的社长、总编辑欧阳劲先生来南京问起我对“六四”的看法，我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我对“六四”的反思。

   我说：“我是89六四学生，当时我在街头游行的时候，有工人抱怨说，你们游行挡住了我们上班的路，我们就没有工资没有奖金了。其他同学听到这样的话，就抱怨人民群众不觉悟，但是我心中一懔，这说明我们超前了，人民没有跟上，或者说，人民还没有民主革命的要求，而我们这些大学生却有了。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大学生怎么能代表人民当家作主呢？所以，最后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借口镇压了89民运。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人民的苦难指数已经高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一次性买断工龄、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问题，高物价低收入问题等等，人民已经苦不堪言了。人民现在已经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相反，大学生们已经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之一了。现在，我们接受1989年脱离人民群众的教训，我们的民主思想必须接受人民的选择，努力做人民的代言人！只有当民主思想和人民需求完全吻合的时候，人民才是真正推动民主革命的强大力量。”

   今晚，让我们点燃蜡烛，缅怀六四先烈。

   你们的死不会白死，我们的牢也不会白坐！

   惟有民主，才能抚平中华大地的伤痕。惟有民主，才能让中国人民感受到无边的温存。

   民主，你是我永远的情人。

   最后，我引用妙觉慈智法师的诗歌的最后一段，结束我这次最痛苦的写作。

   “八九六四

   这一天是如此的无以伦比的完美高贵

   有什么比赤子的血使这个日子

   成为不朽和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