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治下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矛盾
   
   中共执政时期，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矛盾虽然时突出时缓和，但总体因为中国使用量最大的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常规能源中，产需矛盾最突出的主要集中在清洁高效能源品种，尤其是石油品种的产能增长很难满足迅速扩大的国内需求，形成国内能源需求对外依存度（年进口量占年消费量的比例）迅速增大，从而这一结构性矛盾将是长久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形势发生了两大转变。1980～1990年十年间，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因素是：能源消费不足。除1987～1988年经济过热及1989～1990年经济调整特殊时期外，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大体高于能源消费总量，出口量则远大于进口量。可以说，这十年中中国的能源形势基本是安全的。
   
   
   改变这一状况，是从1990年起，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7%以上的增长，同时，带动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生产总量，能源进口量开始大幅攀升。到1992年能源生产总量已略低于国内能源消费需求总量，2000年能源生产与消费总量缺口则迅速扩大，从1992年的1914万吨扩大到23309万吨。2001年起，中国能源生产增长加快，到2003年已近能源消费总量。但能源进口已从1990年的1310万吨扩大到2002年的15769万吨, 出口从5875万吨扩大到11017万吨，进出口分别增长1103.7%和87.5%。同时能源平衡差额负增长持续扩大：从1990年的2565万吨标准煤增长到2002年的3903万吨标准煤。 这说明，中国能源在供消总量大体平衡的同时，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中国的能源形势出现危机。
   1997年，据中共颁布的《中国能源白皮书（97）》披露：1981年～2003年，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也是中国能源结构中最稳定的部分始终是原煤。在1980年到2003年的能源生产消费结构的变化中，煤炭、天然气、水电供需比重大体平衡。在清洁能源中，原油生产和消费比重却严重失衡：从1980年到2003年，石油生产在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从23.8%下降到15.2%，而石油消费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2.7%，而在2001年曾达到24.3%。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从分析这些比重关系的变动可知，清洁能源需求增大，石油短缺是国内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国能源的主要矛盾。
   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根本上没有得到解决，2004年到2008年的这几年里，中国的能源供需出现严重的失衡，导致的大面积停电、油荒、煤荒等严重现状，结构性矛盾扩大化，电力供应出现不足，煤炭价格大幅攀升，中国能源形势中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深重，走向恶性循环的整体困境。
   以电煤为例，2008年4月15日，《北京青年报》披露出国家统计局和中电联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1-2月份，规模以上的4773家电力企业中，有1990家亏损，亏损面达41.69%；电力行业累计亏损额达137.92亿元，同比增长218.29%，发电企业亏损占行业亏损总额近七成。其中，占我国装机比例近八成的火电企业前两月利润仅25.49亿元，同比下降75.39%。值得关注的是，同期煤炭行业利润增速却高达66.8%。电监会刚公布的调查报告指出，电煤价格近几年几乎以10%的速度小幅快跑。统计数据显示，全国电煤平均价格（车板价，不含运输费用）2002年是167元/吨，2007年上升到304元/吨，年均涨幅达到8%，发电企业2007年增加燃料成本294亿元。尤其是2008年6月来，CCTV-经济半小时报道了山西红头文件难保电煤，电厂半年后可能停机……
   另一组数据显示对此进行了相互证明。据五大发电集团公司初步统计，2008年电煤重点合同的签订目前还不到50%；已签订合同的，电煤价格在2007年基础上每吨上涨30-40元不等。再加上2007年电煤价格没有实现联动，2008年发电企业均面临较大成本压力。经统计，华能等五大发电集团公司2008年燃料成本将增加299亿元。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总经理陆启洲向媒体表示，根据电煤采购合同，2008年标准煤单价较2007年将涨40.12元／吨，据此估算，该集团将面临40多亿元的燃料成本增支压力。大唐集团公司中共党组书记、总经理翟若愚曾向媒体透露，在现有煤炭价格高位状况下，预计2008年大部分发电企业会出现亏损。保守估计，大唐发电因为煤价上涨要多支出60多亿元成本。煤炭涨价前在企业发电成本中所占比例大概为60%至70%，因此对于规模较大的发电企业而言，仅是短时间内能承受成本压力。
   这两组数据一目了然，煤矿和电厂根据中共政策规定的协议电煤价格远远低于市场的煤价，从而导致煤矿对电厂的电煤供应不足。形成这一供应不足的原因，一是中共当局为了安全生产，关闭了大量的小煤矿，减少了煤炭的供应，一是中国自然灾害的缘故。此外，国际煤价大涨，也成了直接助力，形成煤炭企业看好，价格上扬这一趋势。
   煤炭企业在煤炭价格大幅上扬的市场环境下，即使有充足的煤炭，也不心甘情愿的按政策履行和电厂的协议电煤，从而牟取自身利益的增长。一边是垄断的计划定价，一边是放开失控的市场利益诱导。中共政府企图通过传统的文件形式给予调和，但是，事实上，这个电煤危机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市场煤价更直线上升。电力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这一电煤危机实质上是中共治下中国能源电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的纽结点和衍生品。面对危机的仓促应对和危机处理手段的穷尽，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早在2004年全球能源危机格局中，中共当局为何不迅即着手构建国家能源整体战略，作到对出现可能危机卓有成效的规避与提前制度设计呢？
   为何总是在反复出现了危机，引起各方关注之后，还拿不出有力可行的对策呢？职能部门这种无能的状态，是不是值得反省？对于危机之后，中共政府是否对主管领导执行了严厉可行的问责制？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杜绝庸人当道和懒人治国的局面。对于每次体制改革之后，中共政府是否对每次改革的成效定期进行专业和社会评估？如果改革成效受到民众的整体否认，是失败的，那么，对主管领导保持若无其事的态度，而任由继续高就，那么，谁又会认真对下一波体制改革处心积虑的研究和负责？长此以往，政府机构成了纳税人圈养的一帮面对治国毫无能力的、臃肿的头脑简单者发臭之地，他们每天对事务的处理思维，不是忙于角逐权力女色，就是整天精于钻营如何捞取金钱又可以成功逃避法律责任？对于逃避法律责任，他们的大脑发达，往往坚持把站对领导队伍与否才是重要的。至于，枉国废公，坚持将自己的裙带塞入重要的监国之位，那是为了寻求犯下错误乃至触法之后的自保。所以，这种政治氛围下的任何领域的改革和危机处理，都面临将符合国家民族长远利益的正确建议排在息事宁人的决策之后，将推动社会进步的不朽战略决策放在决策层的保险箱里高搁，这就是每次危机之后，国人面对的事实。
   电力价格是由中共政府定价的商品。这一职能先前由中共国家发改委负责，其下设的价格司具体负责，主要负责电力等涉及国计民生商品的价格调控。2008年7月，中共国务院刚刚正式批准并公布中共中央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拟订的国家能源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关于能源价格的管理，就明确改由为：国家能源局提出调整能源产品价格的建议，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或审核后报国务院审批；国家发展改革委调整涉及能源产品的价格，应征求国家能源局意见。
   如果说，电煤危机和电力供应不足这一结构性矛盾是上一波能源体制改革没有解除的痼疾，其根本原因是这个腐朽体制已经病入膏肓，无法作出既符合民众利益和国家长远利益共赢的战略选择，也无能应对一波接一波出现的能源危机。
   显然，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共新的国家能源局机构又是否有足够能力来解决电煤危机，缓减中国能源电力结构性矛盾，甚至使之供需平衡，逐渐保持电力自给始终超前经济发展需求，有所电力剩余，从而化解这一结构性危机？
   这个答案是不久之将来，民众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