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危机之中的意识形态
   （节选自《朋友的智慧》王一梁 著）
   
   
   
   
    《电影手册》起源于一群热爱电影的人自发地对电影进行一系列的探讨活动。电影，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传播媒介体，可以为我们提供从事文化批判活动所需要的文本，讨论电影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电影，这是作者撰写本文时的想法。更详尽地说，本文的产生基于这三种观点：第一，现代电影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充份表达；第二，中国电影正处于危机之中；第三，电影的危机是由意识形态的危机决定的，而意识形态的危机即大众舆论取代意识形态的时期。
    要完成对第一种观点的阐述，我认为这比较容易，但它需要化费较多的时间，因为它更多地倾向于学术研究，因此，本文暂时将它作为一种不加阐述的基本观念而直接使用了。对于第二种观念，本文也不想加以详尽的阐述，这不仅在于篇幅有限，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目前的中国电影还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因此，针对这个主题进行探讨，与其在一种体系背景中展开批评，还不如去写那些建立在批判者的直觉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出来的、直截了当的简短评论。在实际效果上，这样的文章不仅胜任有余，并且，也更加清晰易懂。因此，本文尽管作为《电影手册》中的一文，我最后还是将它写成了一篇属于一般文化议论的文章，即主要地讨论第三个观点，并且，重在探讨我们的意识形态是如何进入危机的。
    而与此同时，作者并不敢期望本文具有哲学质量。如果通过本文的存在，能够将我现在所想的东西都说了出来，并且，还能使我的一些想法、观点使读者留有印象，提供一些启示，事实上，我就已感到十分满意了。因此，也可以说，本文是一篇就连一幅哲学的草图的资格都谈不上的文章，我仅仅是对中国的文化走向做了一些必要的观察与展望而已。
    我认为，在今天，不仅从事创作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而且，从事评论、批判活动也是极其艰难的。我当然是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在今天已经是到了评论的时代的。不过，我们的这种评论时代的到来，并不是直接起因于我们的创作事业过份发达，因而已经到了需要对这些作品进行一般价值评论的时候。但创作的贫乏只能导致评论的贫乏，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会有一种评论时代已经到来的说法呢？这是因为从另一方面上看，也可以说我们的创作已经是十分的丰饶与发达了，这就是外国文学翻译的发达。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凡是被心灵读懂的东西，它总是一种创作。
    我们能够评论，或许这也正是我们的不幸。由此想到全盘西化论者在中国的命运。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谈到一群向往巴黎的美国作家，结果他们真的都跑到了巴黎。可过后他们又全都“归来”了。
    那么，中国的文化是不是也会去经历这样一场流放的过程呢？
    这些年来，我所厌烦的思想，总是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们是一种过渡时期的文化；我们已经到了接受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时代；我们并不知道未来，真正的评论是没有的。等等。
    长期以来，使我感到苦恼的始终就是：该怎样给予这些舆论以坚决的回击。海德格尔、尼采、罗素都是些关注虚无、危机、怀疑论调，并且能够提供实存给予这些思想的疾病以致命一击的思想大师。而在我们今天的知识界中，良莠不分，美丑混淆，比比皆是。在这种现实的意义上，本文也可以说就是一次爆发。鲁迅在１９３４年对史沫特莱说：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
   本文开始撰写的时候，所坚持的便正是这种精神。为此，我乐意引用费耶阿本德的名言：并没有什么方法可言，从最后的效果上看，什么方法都行！以此来表达我对说话、对文学批评的看法。
   
   政治化意识形态话语的破产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是用意识形态话语来描述人性的。例如，地主皆坏，农民受苦，压迫与斗争是两者的关系，最后农民胜利。这就是当时的阶级斗争学说。现在，我们听起来这就象是在讲一个情节、人物完整的故事。而事实也是样，一个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只要掌握了这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他便能编故事，成为当时的作家。象《决裂》、《春苗》、《第二个春天》，几乎差不多二代文学都是依靠了这种意识形态话语来编造故事、文学的。
    后来，到了１９７６年底，摧毁这种意识形态就成了历史的潮流。于是，故事便渐渐地被改造成了凡人皆有人性，尽管人所属的阶级、阶层没有变，发生的事件仍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只要在故事中表达了自然人性，选择的人物是长期处于意识形态禁忌中的，那么，这种故事便能成为新故事。象当时引起轰动的作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就是写了有人性的右派，从而改变了人们对于由意识形态话语所塑造出来的右派的看法。使人耳目一新，获得一种解放感。
    所谓的新时期文学便是这样开始了。也即是以一种自然人性话语摧毁、改写由政治－经济决定论提供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历史。
    而“四人帮”时期的意识形态，由于它只是一种建立在集权统治上的粗暴的、强制性的灌输，因此，只要依靠着自然人性──这种几千年来只要有男人、有女人、有年轻人，即使是在最压抑、最黑暗的年代中也会生生不息的原始人性－－只要拿起这件武器，动摇、摧毁这种依靠不真实的谎言所建立起来的意识形态话语，就不仅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且，也是具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事情。许多人在那个年代里就这样成为了作家，我们的文学也随之开始繁荣了。新时期文学的“鼻祖”卢新华即是一例，这个本身并无艺术才华的文学青年，凭着说出自然人性存在的勇气，便名噪一时，蜚声文坛。
    新时期文学开始时的作家素质、文学水平由此可见一斑。在当时，那怕是最庸俗的爱情，但只要它涉及了男女之情，影片中一个其实是很难看的接吻动作，都是能够引起观众的感情波澜的具有革命性的壮举。而作品事实上是不是具有文学性、艺术性，这在当时都是还不能得到正视的东西。
    结果，故事依然是一个破旧的故事。
    新时期文学繁荣的秘密：用自然人性话语修改、编写故事。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认为有二个原因。
    一，文学是一桩需要激情的事业，而打破禁忌本身的激情、所需要付出的勇气在当时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于其它东西的兴趣，这就使作者很容易在写作过程中无遐顾及到其它更多的东西。另外，打破禁忌也有个时效问题，因此，最好莫过于类似于新闻报导的东西。与此同时，这种激情的强烈程度，也使作者、读者在心中成功地躲过了种种艺术上的监督，从而使他们在美学上、艺术上变得迟钝起来。
    　二，由于我们的作者与读者都是长期生活在那种意识形态思维与话语的控制之中的，希望他们在一个非常短的时期内便能彻底地从这个意识形态世界中解放、超越出来，也是不可能的事。
    而我们文学中故事的陈旧性，则是在于“四人帮”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由它所塑造出来的关于人的故事、世界的故事，已经几乎差不多讲完了我们所有人的故事。因此，选择题材、打破禁忌，就成了每一个都要重新改写的故事。例外，右派是人，地主也具有人性，蒋介石也要做如此观。于是，作家们只要依靠着、掌握了一套自然人性的话语，就可以一个个地改写由意识形态所歪曲的故事了。
    　这也是新时期文学之所以牢牢抓住题材不放，在新时期作家中会发生许多抢题材丑闻的原因与内幕。
   
   衰退的开始：自然人性堕落为大众人性
    　以后，这种由自然人性所讲述的故事我们见得多了，若干年后，“四人帮”时期，意识形态所编造出来的故事也已经差不多改写完毕，这时，由“改写”中产生出来的自然人性话语所讲述出来的故事，其革命性的意义也就日益削弱、无力。禁忌已经消除，这种作品的解放力量随之也就失去。今天，如果我们重读这些作品，必然会为当时它们怎么会感动我们觉得非常奇怪。
    　尽管如此，新时期文学的制作法、灵感寻找法还是在文艺界中继承、积淀了下来。这种贯穿于新时期文学的“主流写作法”可简单地归结为二点：
    　其一，以自然人性、自然主义的构思、话语制造文学。
    　其二，继续培养寻找突破禁忌的激情，以自然人性的话语或意识形态思维制造文学。
    　对于第一点，当我们的历史已经发展到旧式意识形态话语被日益削弱的今天，这种作品所具有的庸俗性、小市民式的卑微下流性，也就必然被暴露了出来。因此，当我们见到今天的许多庸俗电影，也就一点不用感到奇怪了。因为，主宰了今天文坛的作家们，他们的文学摇篮便是这样的。而历史的进步，又使他们已经掌握了的“写作法”失去了当初所具有的革命性（请想一想，在他们写“处女作”的年代里，即使是他们所写的最庸俗的爱情故事也是具有人性解放意义的）。
    　对于第二点，则可以从目前许多的作品中寻到。
    例如，突破古老的禁忌，描写性本身，描写边缘地区、少数民族野蛮落后的风情与故事，重新改写“老庄”的故事。这些作品大多不是以一种自然人性话语出现，就是以一种意识形态思维话语出现。前者比较简单，例如，《橡皮人》的开始即是：事情的一切都是从我第一次遗精的那天开始的。而整个故事即围绕着人有性便会产生烦恼这个事实发展起来。其它作品，如《无主题变奏曲》、《你别无选择》，都是以自然人性话语来陈述人们实际生活状况的作品的。这种作品的出现，可以说是“以自然人性话语改写意识形态话语”的一种自然演变的结果。而后者，即以意识形态思维制造文学则比较复杂。所谓的意识形态思维，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思维具有了消费性。例如，你碰巧从书本里看到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便采取了一种想当然的联想进行了推理。如，一个文学青年见到弗洛依德依德的“精神分析”之后，便开始根据“想当然的推理”（这种“想当然的推理”是我们接受新知识前的一贯意识）运用起它的思想和原理来，而根本不知道，事实上，当我们接受一种属于最根本的人生观的时候，这总是要以抛弃我们思想中那些与此种人生观相背离的观点为重大代价的（而所谓的“新知识”必然是有这种特点的。这是因为人类知识的进步通过的是“革命”，而不象很多人所想的那样通过的是一种“自然的累积”）。例如，一旦你承认了“人是非理性的”这种观点，那么，你以前通过“理性”所获得的知识，也就必然要受到怀疑，至少你再也不能采取一种“想当然的方式”，让它成为你说话的前提与立论的根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