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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园问答
   
   扎 西
   
   

    扎：当前，中国诗歌界所谓的“诗学文章”增多了，讨论增多了，而作品本身没有太多的起色，以你对诗歌界的敏感，你认为如何呢?是怎样看待的?
    俞：我的敏感只针对当代中国的一些具体的诗人，他们都是我某种程度上的朋友。我认为当代最优秀的诗人对当代社会的影响至今为止一直被大大地局限着，常常他们的影响还远远不如他们的摹仿者。对大多数人来说，诗人作为精神生活危险而欢娱的体现者是多余的，或者只看到危险的一面，或者什么都看不到，仅仅只是多余的。真正敏锐的诗人只对有幸“发现”到他们的“独特的灵魂”，产生初恋般的影响。
    我不大读诗学文章，也不大聆听有关诗的讨论。言及诗的批评，我非常赞同爱伦•坡的观点：“批评家越无诗才，其批评就越欠公允，反之亦然。”但我决不轻易否定诗评家对诗在学府或社会发生影响的作用。无论怎样，在所有的声音中，我们不妨更多地听一听来自自然界的声音，植物拔节的声音，小动物穿梭在微风中的声音，夜空中星辰运行的声音。而在社会各阶层中，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无辜者的冤苦，祝福那纯洁者的微笑。
    扎：记得这些天你反复说明的一个诗学观点：诗歌更多的是对可能性空间进行探索。按我的理解，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只是对遮蔽厂的世界的呈现，它象一扇窗子宁丁开了有血有肉的世界，诗歌是对存在的重新命名。在这里借用圣经的一句话：今之所有，古已有之。本来就是确定了的，已经“在”了。蒙娜丽莎因为一瞬的行为而获取永恒的微笑，你对这个问题是如何看待的?
    俞：所罗门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这真个是无尽的虚空，这虚空是无的，我反对这无的虚空。在这一“虚空”面前，我对《圣经》尚存有疑虑。面对司空见惯的事物，只有从诗人的嘴里才会说出“这是新的”。而象所罗门这样的一类人，一切都将很快地会变旧，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是虚空之虚空。但恰恰就是这一种虚空产生了相当粗鄙的世俗生活。林林总总的伪宗教、被败坏的宗教、政治化的宗教、一切反人性现象，一直在不断物化的世俗生活中很有市场，而真正的宗教、最高的宗教：诗歌，在生活中很难找到应有的立足之地。因此，诗人只能到天堂去生活，因为大地已被各种各样的世俗力量给瓜分光了，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挥一挥手对世俗说一声再见吧，今后有本事就到天上来找我们。当然，所谓“天上”，也就是对人的具体存在的觉知与开创。马尔库塞在论及萨特的存在主义时说过：“具体的人类存在不可能以哲学的方式得到理解。”那么通过诗歌的方式就能理解并且进而把握具体的人类存在了吗?如果仅仅是审美的诗歌，那是永不可能的。我所反复强调的“诗歌”，是那种从各种方式的锁链哪怕是从幸福的锁链中挣脱出来的抗争意志和自由风范，它宁愿去赢得一片更辽阔的苦难的原野，它充满独立的、真切的判断和开放型自律，它要在今生今世、甚至此地此时获得诗意的“我”的实现与完满。
    扎：如你所看到的，马丽华在《灵魂如风》这本书中也提到了一种对“人本主义文艺复兴”的呼唤，她基于的背景是宗教，使人由主格到宾格的退位，这与你两年来一直倡导的文艺复兴运动有什么区别?你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呢?前段时间你与清华园诗人姜涛的对话中反复提到的浪漫主义，是不是你首要复兴的东西呢?
   俞：马丽华的几本有关西藏的书我都读了读，喜欢，我认为她是当代中国不可多得的有深度的女作家。如果她真的呼唤“人本主义文艺复兴”，那么我们之间就不会有本质上的区别。西藏是个好地方，至少在山水上还算纯净吧。你在西藏做过记者，很多人象你一样喜爱西藏。不知何故，我去西藏的这份心意到今天还不是那么迫切。1993年夏，一位法国小姐邀我一同去，临行前半小时，我突然决定不去了。如果马丽华来北京，我很乐意与她就有关“文艺复兴”问题进行对话。关于“背景”问题，这是次要的，我无论做什么，不大会去考虑什么“背景”，“前景”之类的东西，我只考虑我们的眼前的心，我们眼前的心是否健全、丰满、明丽?我们眼前的心还需要什么，正在渴望什么?这才是重要的；瞻前顾后是没有出息的。我所言说的浪漫，是敢于抛开一切附属物前去逼真地生活的勇气。
   “文艺复兴运动”多么需要这样的浪漫。这浪漫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反抗对真理的麻木和厌倦。因为现代人的麻木与厌倦较之战争的残酷对人类损害更大，由于其不易察觉而更加危险。战争，由于其强烈的刺激作用，它是能够促使人进行检讨与救护的，但麻木与厌倦，其结局只能是如艾略特所说的“世界崩溃了，不是一声轰隆而是一片唏嘘。”因此，今天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妨努力地去成为一种宏大的建筑，它坚不可摧，它将成为新的良心和真理的栖居地。让我们逐步地去加强这个信念吧。
    扎：我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梦：我在稻田里插秧，秧苗是一些写满了文字的纸条，按照严格的行距和间距我进行劳作，在最后的一棵秧苗上我发现了所有的纸条都是“如何……怎样……”这类关于手段的东西。关于手段现在已谈论太多，而种子大家都在回避，或者没有找到，我只想询问一下，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要种下什么?何为种子?
    俞：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首先可以确定的种子是爱、是青春、是正义和勇气。它将如何发展，其形式是不确定的，是动态的，是奇花异草的种子。种子所要求于世界的当然不会是金银财宝或出国护照，要求的仅仅是本土上的阳光、雨露和土质。但是今天“文艺复兴”这颗种子并没有这块土壤，种子只能自己创造出一块适合于自己生长的土壤。“文艺复兴”会有什么明确的目的吗?难道“文艺复兴”不能够把智能与情感的精粹的活动本身当作目的吗?文艺复兴决不会陶醉于局部的细节的或者干脆就是鸡毛蒜皮的日常生活的表象以及小知识分子对存在的各种怯懦的演示中，它是对那种在外力强制下的所谓内在自由与选择的否弃与驳斥。在对可能性空间的实验中，我们将逐步体现出诗意地而不是暴力地把握世界整体的强度。这需要我们及时地团结起来。仁智勇者“孤苦独行”的简陋方式对当今大众早已丧失了教育功能。现时代的诗人必须以“辉煌的形式”即少数的而不是宿命般的单枪匹马的或尽管是少数的但其中的每一个都足可以以一挡百、挡千万的这少数的仁智勇者的神圣联盟来震慑、引导大众。无论怎样，当今的大众必须被引导。
    扎：我们都曾经参与了俞心焦形象的创作活动，“他”常常被描绘成玩世不恭而又富于骑士精神的形象，这种下意识的“写作”反映了诗歌在现实中寻求浪漫的尴尬处境。谈论诗歌仿佛是可耻的，而自我作贱却普遍受到欢迎。你对诗歌的这种生存现状是怎样看待的呢?借用波德莱尔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寻找幸福呢?”
    俞：关于你所说的“俞心焦形象”的创作活动，在我生活过的那些地方或在碰巧能听到有关我的传闻的地方，似乎都有人从正面、反面、各方面参与了创作。但谁能真正地参与进来呢?我相信某些具体的个人对我的真实而善意的感受，或许才称得上是对我的形象的有效的创作。对我的形象的集体创作已经导致了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种是对我的形象的神化，一种是对我的形象的丑化。我反对评价上的极端主义。谁能从严格意义上恰如其份地来认识俞心焦?我自己是否已经认识自己?这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值得欣慰的是，理想的诗歌在我们极少数几个诗人身上已初露端倪，毫无疑问，那必然是一种“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呈现。如果说诗歌现状的确可堪忧虑，那肯定是由于有太多的仅仅是“游于艺”的甚至远非如此的东西充斥诗坛的缘故。我们这时代需要主动出现大诗人。仅仅是“知”道。那是学者，而大诗人不仅仅是“知”道。也不仅仅满足于“守”道、“乐”道，大诗人必须“行”道。什么时候开始“行”道，什么时候就是前去寻找幸福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