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园问答
   兰 荪
   
   时间：1995年8月4日
   
    兰：心焦，你倡导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已有两年多，这段时间内，对你有所关注的人，大概都有所了解，不知道各界的反应如何，总体上有一种什么趋势，你的感觉怎么样?
    俞：似乎是各界都有些反应，文学界反应稍强烈些，象王蒙等先生的反应，你已知道一些，就不用再提了。对于试图创建一个巨大意义规模的我们而言，先不必管外界的这些反应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身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境遇中有没有这种内在的需求、盼望与召唤。我借助了《圣经》开头有关“要有光”的那句格言。过激地对外界的破坏性“反应”作出“反应”是大可不必的，我只是更热切地关注着“光的运行”。两年来，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提问者，多半是纠缠于概念之争的。当然我们有责任对某些概念特别是“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在一定的范畴与寓义内作出必要的简明的阐释。实际上两年来，我和我的几个盟友，如贺承军博士、彭刚博士等已经作出过阐释，现在重要的是实践，是深化、充实这个主题，直到使这一主题透示出永恒精神与现代感性的双重光辉。更多的时候我并不想争论什么，“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可不是个在概念上扯皮的运动。许多人怀疑，并且以怀疑充当洞察力。卡夫卡说；“怀疑者怀疑，信仰者信仰”。大多数人是由于从高尚的精神生活中得不到物质实惠才开始怀疑的，总有人习惯于揪住我们的一两个不足之处大作文章，而对我们已有的主要价值视而不见。毫无洞察力的怀疑者既不会倾听，更难以歌唱。真正的洞察力与信仰有关，是诗意的。诗意的人知道该怎样独处，该和哪些人在一起。你问我感觉怎么样，我现在的感觉是不仅我，而且包括每个“文艺复兴”的同盟者都应当更多地独处。独处，是拒绝，也是选择；独处，接近于孤胆英雄。中国历来缺乏孤胆英雄，只有在人多势众时才一个比一个跳得凶狠。因此独处者与独处者之间所树立的那个共同方向是我们时代的青春与抗争精神、光荣与梦想之所在。“独处”与“运动”这两个概念看起来十分悖谬，但我想“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完全可能在这种悖谬状态中打下坚实的基础。
    兰：这些反应是否是基于一种市民阶层的心态，或者说保守势力在其中显示了作用?
    俞：市民阶层的心态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要的、无处不在的障碍、压力和破坏力，尤其是以所谓的知识分子构成的市民阶层，其心态更是暧昧、甚至龌龊。若是说到保守势力，我们才是真正的保守势力。我们保守着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古老、最根本、最高贵的品质。而庸俗的市民阶层中总有用之不竭的玷污诗意的激情。中国自孔子以来，严格地说是从董仲舒以来，鲁迅所痛斥过的吃人的“孔孟之道”使中国文化在骨髓中浸透了奴婢主义、讨饭主义的毒素。而今天“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几个要素是青春、自由、尊严等，它的觌范是正义之爱，它不会遵循所渭的学术规范和所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是后人研究总结时才命名”的这样一种贬低创造性的麻痹的或阴毒的心态。市民心态总是习惯于用最低下的尺度来衡量最高贵的诗歌精神，习惯于用几乎是以善为形、以恶为本的所谓“道德”来对诗人说三道四，市民们居然也会“纪念”已经死去的那些诗人，但对活在他身边的真正的诗人却往往极尽咒骂、嘲弄、丑化之能事，因为这样的诗人的存在映照出了他们的丑陋、虚伪、骨子里的短视和不通性灵。
    兰：政治呢?当然这往往是敏感话题，尽管在我们中国处处感到“政治气候”的影响。我希望你尽可能地谈一点对这方面问题的想法。
    俞；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历来纠缠不休。我当然坚定不移地反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是一种从属关系。相反，我认为不曾受到文艺指导的政治肯定是肤浅而又粗鄙的政治。政治统领一切，这是政治的狂妄；艺术家自轻自贱，这是艺术的不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斯人就是诗人，这诗人要付出高代价，必定要付出高代价，否则太可疑了，某种程度上的列宁、托洛茨基、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是有诸多可敬之处的，象比利时国王面对“精神国王”梅特林克时的真诚而谦恭的态度就更值得赞赏了，而象当今捷克总统哈维尔这样的人物，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历险的主要力量仍然来源于诗歌精神。什么是诗歌精神?我已经说过，那就是创造、斗争、团结、乃至牺牲的精神。
    兰：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在中国的全面铺展，其势头也许会维持几十年或更长的阶段。而且，象博尔赫斯说的，空间集中于阿莱夫一样，我们现在的世界集中于电视和计算机的屏幕上，这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已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比如将人们的节奏、言谈和思考方式都纳入到电视剧和计算机语言的范围之内，人们在这种大趋势之中该如何处理内与外的关系，你个人怎么想?
    俞：商业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泛滥已经使我们这古老的民族变得越来越轻浮不堪了，这无疑是堕落的。很多人为了生命之外的东西践踏生命本身，这无疑是真正的黑暗。他们认识不到生命就是奇迹，生命就是最大财富。相对于死亡无边无际的黑暗而言，一株青草就是奇迹。因此对我们具体的生存环境的麻木不仁是最大的祸害。其实商业与物质是无所谓罪孽的，问题还是出在人自身的精神现状中。为了钱，连广大的少男少女都越来越无耻了。眼下这种状态会持续多少年?这很难说。但无论持续多少年，我们都要警觉，不要被卷进去同流合污。洁身自好，是了不起的，在洁身自好的同时又能净化环境，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抱的最大最不合时宜的野心。至于计算机，我还不太懂；至于电视机，我也不大去看。我认为它们与任何一颗深沉的灵魂都不会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而且事实上，这些东西已经使一代青少年的精神生活变得日益平面化和单调乏味了。
    兰：这种世界性趋势落实到中国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境，比如心态、伦理传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等等，与西方的差别是显然的。我们的报纸杂志大谈与国际接轨、电脑联网、商品交换，这些方面都很容易，主要是操作问题，而精神接轨在我看来一直没有处理好，你觉得在与西方文化交流和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两方面的矛盾、冲突和融合中，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精神价值应处于一种什么地位?
    俞：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地位何在?这与国际接轨关系不大。我认为当前东西方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即人的精神价值何在?人何在?还是要从铭刻在德斐尔阿波罗神庙前的“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出发来思考问题。近读赫舍尔的《人是谁》，看到柏拉图把“认识你自己”看成是知识的本质，对此我深表赞赏。但什么是人的本质呢?我认为是创造、爱、自由，尤其是爱，这包含着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与检讨。我们中国人对上帝的感受不深。就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上帝是存在的，但上帝是否参与到人类的生存中来?这么多年了，上帝为什么还不露一手给我们看看?如果上帝真的无处不在，真的与人类的生存密不可分，那么类似于奥斯威辛死亡营这样令石头也会剧痛的现象该怎样解释?我想上帝可能也是不及物的、不可通约的吧?那么人只能靠自己，只能自救。“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就是一场自救的运动。如果世界情形的发展更趋严峻，在迫不得已时，我们只好去把上帝拯救。
    兰：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中国必须有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类似你说的文艺复兴运动才能真正建立全新的坚实的精神人格?
   俞：是的。这场深刻的思想革命正在进行中，它就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它不指望人多势众，不指望得到世俗的认可，但它必然有益于真正的“人”的形成。不少人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是否能取得成功很关注，我的回答是：在世俗的意义上，我将不断地给你们带去失败的消息。但在我们自己的心灵中，我们早已取得成功。有什么能比认识到真理更成功的呢?我们不屑于理睬意在消解我们生命热情的那些叽叽喳喳，但我们又非常乐意于接受来自任何一个方面的建设性意见。我说不指望得到世俗认可，并不是说我们不想对社会产生影响。我想办刊物、出丛书，出思想录，这就需要借助物质力量，需要钱，我希望在这方面有实力又有远大文化抱负的人士能来与我们合作。
    兰：我个人以为这样的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青年，尤其是有学识有思想而且有勇气的青年人。而我们现在的所谓杰出青年纷纷到美国日本去，求学的愿望当然可以理解，但去赚美元、日元的动机恐怕也很浓厚，这也是市民理想的最高体现形式之一，本“无可非议”，但如果国家培养的人才主观上都为个人前程奔忙，精神、文化建设的前途恐怕不太乐观。你认为一代人、年轻人有没有历史使命?仅仅是“无目的的合目的”呢，还是应该有主观吁求，并身体力行?
    俞：你说得对，有学识有思想而且有勇气的青年的确就是这个运动的主要承担者。但由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应是一场永葆青春的运动，我们也非常欢迎那燃发着浓郁青春气息的中、老年也参与进来。现在“出国热”仍在持续，许多杰出的或不杰出的甚至很糟的青年纷纷离开了中国，这里的原因和动机相当复杂，不好一概而论。但是真正杰出的、具有历史使命的青年永远不会放弃祖国，无论到哪里都会为多灾多难的祖国效力，他们的目的决不会是康德所说的“无目的的合目的”，他们的特征是努力地趋向言行一致。吁求应当是沉思之后的吁求，沉思到宁静口寸，反而会更清晰地被倾听到，甚至象浩瀚的月光一样把大地上疲倦的旅人溶入其中。
    兰：你的回答比较中我心意，看来大声呐喊依然是必须的，诗人是人民意愿的最集中的体现者，他应是唤醒者和建设者，中国诗人有无勇气担当此任，我想也是中国人对自身价值自信与否的一个表征。你怎么看?
    俞：读诗的是人民，不读诗的是大众，只有读诗的人民的眼睛才是雪亮的。诗是凝聚力、亲和力和解放力的总力量。诗就是“认识你自己”的金钥匙。只有有能力创造诗意的人才真正有自信可言，而无诗意能力的人总是在日常琐事或貌似重大的俗务中要么行色匆匆、惊恐不安，要么心安理得、麻木不仁，但终归都免不了为忽左忽右的时尚所动，结果“人”的形象被搞得面目全非了。因此，诗人永远是“人”的形象的唤醒者和建设者。甚至永远是有关“上帝”形象的唤醒者和建设者。决意于进入不朽时光中的诗人应当义不容辞地担当此任。谦卑是无穷无尽的，使命更是无穷无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