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蔚：俞心焦访谈录 /刘浩锋文集

   俞心焦访谈录
    陈蔚


   地点：北京艺术家俱乐部(Artist Bar)
   时间：1996年10月3日
    陈：请你总结一下你的过去。
    俞：首先，我认为，“过去”这个词，就我个人的精神世界而言，它在哲学的轮廓上尚且模糊不清，在诗意上又很容易呈现出伤感的表情；就我个人的社会角色而言，它在政治上至少就至今为止是无足轻重的，或许在某种意义上，又并非无足轻重，在经济上，如你所见，是尴尬的、焦虑的；而就我个人生命的最核心部分而言，比如爱情或友谊，那么“过去”还有待于发现，重新遭遇，谁有能力妥善地总结过去呢?即使死亡也难以对过去进行总结，因为有的人的死亡也是生长性的。而且“过去”真的就已经过去了吗?
    不过，若是一定要对我的过去有个总结，也不是不可以。现在看起来，我的过去，的确带着某些人所说的“个人神话”色彩。小学学历，养路工，建筑工，二十岁左右就在高校讲学。我的经历包括我的家庭、家族，尤其是外祖父一族的确吸引了许多人。遗憾的是，母亲那边的亲戚，我只认识一个姨妈，是她到中国时认识的，给我的印象是嫌贫爱富。但我没有理由指责她，只是觉得不亲切。条件成熟时，我要写长篇小说，我的成长经历，我的家，会有人读的。我的作品与思想，多年来拥有一批稳定的，忠诚的，高质量的读者。过去(童年除外)，没有得到多少欢乐，即便得到的欢乐似乎也不是我所需要的欢乐。艰危与困顿，痛苦与屈辱，总是超过我们的预计。我鼓吹过英雄主义，倡导了目前正在深入发展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总的来说，过去是痛苦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千真万确，是值得我引以为荣的。
    陈：你对自已哪个阶段比较满意，怀恋?
    俞：当然是童少年，我尚未写诗的那个阶段。我是由在绍兴农村的姑妈领养长大的。那时候我真正地贴近过星空，我对风雨、雷电、花草、小鸟、湖光山色、生命、死亡等有过丰富而难以言表的感受。那时候我觉得难以言表的原因是没有文化。于是到后来就诚惶诚恐地阅读，学了些东西之后，仍然是对生活中最深切的感受难以言表。甚至随着文化的逐步提高，有许多感受反而更迟钝起来。这真令人苦恼。有时候我不得不这样认为，文化是毒，而我们全都患上了毒瘾，我们必将死在文化上。文化是压抑人性的，它压抑恶的人性，同时也压抑更美妙的人性。有时候我要求自已的写作更多地呈现人的原始本能，像一匹神圣的野兽一样写作，它可以从最大程度上减少文化所带来的平庸局面。因为本能中兼有极端的黑暗和极端的光明，而成功的写作，应当是使黑暗和光明的极端关系和谐地分布在生活中。我的童少年就是这样，我的初恋就是这样，灵与肉高度的清纯与丰富，生命若要实现正义之爱，就必须始终不断地回到童少年与初恋状态。这需要修炼。或许很多人到老到死方能获得。有时候我又怀疑，我曾经真的拥有过它们吗?或许这仍然仅仅只是出于我的想象。或许现在什么都不重要。但入不能一日没有想象力，主要是对爱的想象力。我就是靠imagination活到今天的。
    陈：你对以前的哪部分作品比较满意?哪些可称为代表作?
    俞：1991年夏到1992夏，这个阶段内。是我在清华园生活比较稳定的。由于自以为有永恒之女性的引领与滋养，我有幸获得一种激情而又淡泊的心态投入到创作中去。估计写下过二、三百首短诗，大多数都没能幸存下来。其中有些短诗的水准与境界，是我现在，或许较长一个阶段内都无法超越的。那些真正高贵的诗篇总是得益于无与伦比的青春。但如果你非得让我找出一部分约定俗成的代表作之类。那么这一阶段写下的诗是很难被称为代表作的。比较像代表作的，有《最后的抒情》、《黑夜颂辞》、《致川瑾》、《倾诉》、《灵魂总动员》、《召唤》、《传神》等长诗，更像代表作的是去年写下的长诗《今生今世到处都是海》……我认为代表作恰恰不应是一个诗人最完美的那些作品，代表作应是一个诗人最具人性与社会冲击力的那些作品，他们可能是不完美的，或是处在未完成状态的，但由于他们的方向性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它们在一个精神泛散的时代，又是最具召唤与凝聚功能的。如果一定要说完美，那么我们更应当追求内在形式——即性格、语调和气质的完美。
    陈：请问你正在研究，关注哪方面的问题?
    俞：我在重读《神曲》。另外，重读两个小说家：卡夫卡和博尔赫斯。说来惭愧，《神曲》我从未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过。可能《神曲》的确是需要读一辈子的，或许还读不完。我每次读的都是其中几个章节。我得承认，在所有的作家中，我受但丁的影响最深。《神曲》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但丁不仅把自已栩栩如生地置入到他自已的写作之中，更重要的是把自已的恋人悲得丽采塑造成了信仰的象征。”受其影响，歌德才会说：“永恒之女性引领我上升”。我经常想，悲得丽采也应是我的恋人。与其像老诗人蔡其矫所说：“少女就是俞心焦的宗教。”不如说——更准确地说，悲得丽采就是我的宗教。在这一宗教下，我和但丁、歌德这些人是一伙的。我这样一说，那些小丑们又要攻击我了。不管这些，还是说但丁吧。我说我受但丁的影响，当然不是受其行文与结构的影响，指的是精神、性格和气质的一脉传承。仅仅在技巧上赢得胜利是小诗人，而大诗人的胜利是性格、气质、语调的胜利。临危不惧，并且把苦难上升为一，种特殊语调的歌唱。

   本身，就已经伤害激怒了很多人，尤其是诗界和知识界的人。他们在刻苦、顽强地孤立我。那些攻击我的人是何等的全心全意啊，而我的支持者却往往三心二意。现在看来，我对后者的看法需要修正。我渴望朋友和知音，如无必要，切勿再增加我的痛苦。
    已经好长一段没怎么写作，想写小说，准备再写两部长诗。题目大致是《浙江之歌》和《小神曲》。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涉入同一条河流。”而我是个梦想着两次或更多次涉入同一条河流的。
    陈：请问你生活上有什么设想?比如说，是否结婚?对自己的
   将来是否充满信心?对汉语诗的未来怎么看?
    俞：结婚，还没条件。爱是可以无条件的，结婚却往往相反，现实因素很重要。在一些场面上，某些女孩{艮容易对我抱有幻想，以为我的成功当然包括物质方面的成功。有一次某艺术院校某个漂亮的女孩呼我，我正好在街头，就在公用电话亭给她回了电话，我们谈着谈着，女孩突然很天真地问；“俞先生，你家的客厅是不是很大呀?”我说：“是很大呀，你看这人来人往，车来车往的……”现在我既渴望有一个家的那份安宁与温暖，又害怕由于人的趣味不同而引发的两败俱伤。无论怎样，我总是要结婚的。但必须是与一个真正地能明了我的价值和意义的女性，真正地热爱诗歌的女性。
    我理所当然地对自己的将来充满信心。我的道路虽说荒凉，崎岖，但却是正确的选择，完全可能越走越开阔。这并不意味着我对将来可能的黑暗与痛苦缺乏预见。我的信心出于自己的意志和创造能力。
   尼采说过，自由女神只偏爱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是战士。自由女神爱上的是真正的诗人。因此，仅仅做一个学者型诗人是没有抱负的，甚至是多少有点可怜的。汉语诗歌的未来只能寄希望于极少数战士型诗人。纵观历史，战士型诗人在诗艺上的贡献或许不是最完善的，但毫无疑问是最具开创性的，如但丁、屈原，杜甫，拜伦，普希金，海涅，惠特曼，鲁迅，雨果，聂鲁达等等。作为一个诗人，对世界的适当怀疑很有必要，甚至是积极的。
   但倘若他除了怀疑而再没有对人类理想境界的追求，那么这个人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一味的怀疑是生性怯懦，甚至是虚伪的表现。而信仰却能产生出冒险行为和忠诚品格。在人类存在的最根本、最微妙的所在中，信仰最有益于信仰者在各种不同文化的混杂交融中发现一个有着正确信仰、正当信愿、正轨信解、正直信行和真正信赖的人，这是—个涌动着智慧、仁慈、光明、清凉和安慰的力量的人；是永久性的，普遍的，并且必然的。成为这样一个人，是诗歌创作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但是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不可能成为自己。就如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不可能真懂艺术一样。因此，在所谓怎么都行的后现代语境中，重提“文以载道”，尽管不合时宜，却更符合永恒标准。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认为很有价值，一定要继承下来。只要我们觉悟到这一点，我们将有可能在这一状态中重铸出惊天动地的汉诗之魂，也将有可能成为人类最壮丽的人文景观。现在正是我们为此努力的时候，套用布罗茨基的一句诗：新的杜甫或新的鲁迅正在弯向我们的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