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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纪 胡 俊：走进八十年代声明：此文作者禁止复制，如需转载必须经得作者同意。
走进八十年代
里 纪 胡 俊
里 纪：80年代早期，为了寻求志同道合者，许多文学青年都曾在马路上张贴过“寻找文学之友”启事。据我所知，你正是通过陈接余的张贴认识吴非的。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回头看，80年代自身就是一个极其独特、相当完整的时代。如果说，进入商品大潮的90年代是“聚财者时代”的话，那么更加崇尚理想与精神生活的80年代就是一个“智者时代”了。
胡 俊：对。文学的异常繁荣正是这样一个“智者时代”的显着标志之一。文学是探索人生、批判社会的最基本的思想组织形式与交流手段。今天我们恐怕只能感叹何处去寻觅“文学梦”了。
里 纪：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难以设想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了。你们因“张贴”的契机聚到了一起，一定对此怀有旁人不及的、更加直观与亲切的记忆和感受吧。
胡 俊：是的。有位青年教师看了我那段寻觅“文学梦”的文字后（《扑向太阳的飞蛾──80年代早期生活回忆》），带着一副稀奇的眼神跑来对我说，她好想参与我们那时的生活。虽然说，象这种在马路上张贴或在报纸上刊登“寻友启事”并不是新鲜事，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做了，比如，毛泽东的“新民学社”就是这样发起的。陈接余他们不过是在效仿、步前人的后尘。使人真正难以忘怀的是，正如你也曾感受过的，是这种形式中所包含的时代气息。那是一个风风火火、或生或死的年代。当看到今天的街头、媒体上不停地叽叽喳喳传播着越来越多的商品广告，人们丧魂落魄地走进所谓的人才市场和MBA课堂上时，我感到80年代确实距离我们十分遥远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80年代这段历史的价值会越来越凸现出来。难以想象，如果没有这段历史，我是否还会是今日的我。我的生命肯定是残缺的。
里 纪：有人爱看老电影。象参加过“二战”的老战士、从“越战”中归来的美国人，他们就喜欢看《卡桑布莱卡》、《野战排》、《拯救大兵瑞恩》之类的电影。
胡 俊：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时代中。在我看来，80年代是一个充满着真情与爱情，充满着思索、激情与勇气的年代。它正是我们自己的时代。“文学梦”也罢、“思想梦”也罢，那时，我们的确做着自己心里想做的事，不管在旁人看来是多么的好高务远、不切实际，它都是出于我们的激动，我们的爱好，不曾有任何“算计”。当时我们还年轻，内心充溢着理想世界的憧憬、神秘之物的想象和微妙情愫的敏感，所以早在1982年年初，陈接余他们就贴出了“寻友启事”。在朋友中，他们可能是最早的一批，是他和盛国钧一起贴的。
里 纪：盛国钧已经死了。1990年的冬天， 一把剪刀刺断了他的喉咙。陈接余则迫于生计，在闵行街头成了一个香烟贩子，已经有好多年了。他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的经历几乎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断裂的一个缩写。
胡 俊：文化的真实本性应该是使人摆脱屈从于外部力量，尊从人的心愿。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有什么断裂的话，那就是80年代个人生活尚未被挤压得失去心灵空间，我们还能拥有自己的“精神财富”──内心的喜悦和爱好，用你的话来说，就是“萨波卡秋”（亚文化）；而现在，人们争先恐后地做着“体面”的事，妥协和投降成为生活的原则，虚假的意识替代了生命的自在感，内心已很少能体验到幸福与喜悦。
里 纪：聚财满足了物欲，但无助于精神的丰润和升华。弗洛姆用“逃避自由”来表述西方社会从60年代进入70年代后人们内心孤独、无聊、冷漠的体验。中国从80年代进入90年代后，人们也经历了内心体验的转变。今天，我们历经沧桑，虽已不再是“浪漫主义”的青年人，但内心深处还时常涌动着什么。这些年来，无论是在陈接余的作品中，还是在他的谈话中，他都经常谈到当时作为一个启蒙者的你。吴非也谈到你，说你不仅在传播他的作品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是通过你，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地下刊物（“民刊”），例如，蓝色的《蓝色诗抄》，沈宏菲的《红蜻蜓》等。你和你的那段经历，已成为朋友开启往事的一扇门。
胡 俊：如你所知，我在陈接余、吴非的那个圈子里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80年代的社会不象现在，文化层次是较为分明的。作为“红小兵一代”，我是第一批大学生。当时，我就读于复旦大学分校社会学专业，是中国恢复社会学后的第一届本科生，而陈接余、吴非他们是社会青年。在吴非的那个圈子里，亚木不算的话，除了肖沉上了华师大中文系的夜大学之外，几乎都是社会青年。那时候，校园在社会上的人看来是有些神秘的。80年代的大学确实也具有这样的色彩，起着特别重要的文化转播作用。事实上，我也正是在大学里，在系里的资料室内，第一次读到了许多社会上难以看到的内部书刊，如吉拉斯的《新阶级》、《不完美的社会》，美国驻莫斯科记者斯密史写的《俄国人》，外文出版局编译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尤其是阿隆的《为颓废的欧洲辩护》，坚定了我的自由主义立场。阿隆是个自由派大师。在书中，他列举事实，强调了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地位对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他对苏联红色帝国的鄙视，全然是出于一个学者的科学态度和知识分子的良心。一段时间里，我完全被他的思想和激情所感染。其它杂志，象《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动态》、《国外社会科学》等，这些我们这一代人必不可少的启蒙书刊，我也都是在大学图书馆读到的。当我把这些信息带给了陈接余、吴非他们，可以想象，他们会像我一样感到新鲜与震惊。其中特别要谈的是中国社科院编的一本《编译参考》，后来我以大学的名义写信去证订了一套，也就常把这套杂志借给大家一起看。
里 纪：对你来说，这段校园生活构成了当时一种很具体的文化氛围，它就象空气一样弥漫在生活中，为此，你就有了“先驱者”的活动，如办地下刊物，写抗议信……
胡 俊：办地下刊物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把课余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阅览室里，有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注意到了我，主动与我攀谈。他叫赵振华。
里 纪：赵振华？不是北岛，赵振开的弟弟吧？
胡 俊：不是（笑）。赵振华通过陈军认识傅申奇。通过赵振华，我和我哥认识了傅申奇及《民主之声》的一帮人，象林牧晨等。后来，我们就一起成立了中华全国民刊《责任》……
里 纪：傅申奇、陈军、林牧晨，大名鼎鼎的海外“民运分子”。
胡 俊：1981年5月11日，我从英国广播电台得知了广州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即“四人帮”时期轰动全国的《李一哲大字报》作者之一的王希哲及其它几个持不同政见者在当地被拘捕的消息后，就和哥哥一起给当局写了抗议信。王希哲给我更多印象的是他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这本小册子。他是中国第一个打破禁区用自己的观点来论述“文化大革命”这一对当代中国人民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的人。对“红小兵一代”来说，我们只是“戏看”了“文化大革命”。对它的理性思考，我是看了王希哲的文章后开始的。我的许多大学同学，也是在看了我传播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后，开始了同样思考。
里 纪：我知道王希哲，是因为他为呼吁释放刘晓波而独自跟踪江泽民访美，开创了“跟踪示威游行”的先例。向开创者致敬！同今天相比，8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空间还是很“有限”的，你们这样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胡 俊：对，但80年代是个渴望英雄的年代。当时，媒体报导了许多“文革”时期的英雄人物，如张志新烈士、遇罗克烈士、王申酋烈士等，这肯定影响了我的思想和言行。在看了遇罗克事迹后，我曾给他的妹妹遇罗锦写信，支持她抗争传统婚姻带给她的不幸。
里 纪：比尔•盖茨是当今青年学生的“英雄”。时代文化的差异就这样反映了出来。80年代中国地下文学也空前的繁荣，许多人功不可抹。
胡 俊：文学方面主要是通过我哥哥胡昕。我哥哥认识王依群。王依群是他继光中学的校友，后来又是大学里的校友。王依群比我哥哥年级底，就读中文系，非常有才情。正是通过王依群，我接触到了许多地下文学刊物。因为王依群的哥哥是王小龙。王小龙是北岛《今天》诗社的早期成员，上海地下文学的播种者之一。吴非所说的蓝色的诗集，沈宏菲的《红蜻蜓》，就是这样传过去的。他们都是以王小龙为中心的“实验”诗社的成员。但沈宏菲我是通过大学同学认识的。我的这个同学是沈宏菲的中学同学。
里 纪：这真是非常有意思的巧合。早在认识你之前，经王依群介绍，我就认识了你哥哥。直接认识你则是通过另一个渠道：陈接余。陈接余这一“张贴”真是了不得！
胡 俊：当时，没有电话，没有E-mail，只能通过朋友找上门来。这也构成我们80年代的文化。能交上一个朋友，真是很开心的，如你所著《朋友的智慧》，那是终身受益。
里 纪：“文学张贴”使一批人聚集在了一起。80年代的“延中文学茶座”就具有这样的功能。据我所知，阿钟、京不特、卡欣、蒋旦文、吴非、默默等许多人都是通过“延中茶座”认识的。你去过“延中茶座”吗？
胡 俊：很早就去过。“延中茶座”是我中学同学马德斌告诉我的。他当时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分院，在徐家汇，上学时要经过那里。我知道后就告诉了吴非他们。我独自去过一次，和陈接余一起去过两次。当时我非常热衷于结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认为中国公民社会一向不发达，民间是一盘散沙，个人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往往有一种强烈的渺小感，这种感觉，就足以打消任何反抗的念头。“团结就是力量”嘛。
里 纪：吴非家的“周末聚会”也使许多人聚集在了一起，例如戴之、肖沉、亚木、裘小龙等人。后来，“南方”派就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起来。
胡 俊：我也是“周末聚会”的常客。那时，存在主义刚登陆中国，它是我们聚会的主要话题。回想起来，真是很有意思的，为了一些抽象的东西，我们会冒着寒风，千里迢迢从沪东赶到沪西。当时，“市场经济”这个潘多拉盒子尚未打开，大家都兴致于精神生活，并想做点事，所以会有各类小团体、周末聚会。这是一个大革命时代的社会气息。
里 纪：现在回想起来，许多有意思的想法就是在朋友聚会时产生的，如我们的《未定稿》。那时，人们的思想很鲜活。今天，高楼平地而起，但思想在萎缩。我的作品主要形成于80年代；现在，除了喝酒，我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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