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的焦虑和希望
    俞心焦
   
   
   
   
    俞心焦：我从1992年开始比较具体地关注一些当代美术问题，当然这需要参照历史，尤其是参照世界与中国的美术发展史来对我所感受到的或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作整体性思考。哲学或艺术作品背后的那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它起着支撑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任何艺术表达形式都在寻求一个精神结构，但如果我们停滞在抽象的思考上将无助于深入地认识美术的奥秘、魅力与应有的作用。这样我也就在近几年开始了架上绘画的实践，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首先是如何创造新的语言，但最重要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我认真地观察了你近两年的作品之后觉得你触及到了一些微妙而严峻的问题，而且这些作品都具备了强烈的社会性与当代性，但由于它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个体的感觉和思考上的，观众要准确地理解你的创作意图或许是不太容易的，我想知道你将怎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自我阐释?
   
   王迈：从历史的不断往复中，困扰我们的既是衰老的但又是全新的问题。因为我的作品一直保持着人文的批判精神，这也证明了我的一种态度；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星体上，人的问题是地球所有危机之源。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惑并不比古人们多一些，但困境的结构发生了变化，那个人类此时和彼时的背景参照物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孔子所处的时代就没有人口膨胀而给地球带来的重负，而且先贤们也没有提供一个解决方案，但是那个时代道德和社会秩序最初建立的紧迫性，并不比今天的爱滋病更不重要，社会的群氓状态和社会秩序的混乱，人性的沉沦，可能对人类整体而言是更大的灾难，而且这样的人类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希望，为什么在各民族中都有圣贤这样一个标准——这实在太重要了，因为一个种族能更早意识到这种榜样的力量并延续这种精神，也就能更早地摆脱愚昧和盲目。所以就历史而言，我们不止一次地面临生存和毁灭的考验，而且这种考验还会继续下去。如果我们注定被“至高的主”所愚弄了的话，那么我依然相信，是人这个既能成为神又能成
   为鬼的面临考验的中间状态出了问题，这也是一切危机和希望之源，从这样的背景出发我在作品中考虑更多的是作品的针对性，也就是对现实世界罪恶和庸俗的批判意识，因为这种敞开的态度会使我的作品有更广泛与人交流的可能，与其说这是对一种伪善和暴力的提醒，还不如说这是对于我和热闹的世界之间纠葛不清的察觉。
   
    俞心焦：坦率地说，你的近期作品至少在风格上陷入我至今尚存疑虑的一个领域即后波普风格，在文化观念上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合拍之嫌。我并不简单拒斥这种风格与思潮。我关注的是它们在切入自身内心与现实生活时所能够显示的力度，它应当在感受与观念上引起我们的震惊，共鸣或同情，以改变我们对生活的麻木状态。批判的目的是恢复人们在生活中的热情与信心，而不是导致冷漠。波普艺术的标准化平面化的特征，在我看来是对政治暴力和商业暴力的屈从，它造成的艺术事实是对生活表层的大量的抄袭，仿造与复制，使我们的接受心理迅速厌倦，理论与口号上的雄辨并不能遮掩住这一类艺术家(?)人格精神不断被弱化的事实，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特殊语境和上下文之中。所谓的交流与对话，并不包涵真诚的认知态度，而更多地体现为趋向利益，尤其是商业利益的妥协。艺术似乎已无力胜任表达我们内心渴望的那一部分。就此而言，我更欣赏你1995年的那一批具有表现主义倾向的巨幅油画，尤其是《维纳斯号航空母舰》和《生物保险》，前者看起来象是一 架钢琴在大海上行进，那种壮美令人振作，后者的意象是玫瑰与坦 克，它们使我想起马尔库塞的著名语录“爱情就是战斗”。我并不想 说你那是什么主题绘画，我想说的是那种氛围和状态在当代中国 美术作品中是不多见的，那就是对艺术家崇高义务的主动承担，它 触及一种当代意义上的深刻的美，更高的真实，尽管它会被一些囿于时髦概念的批评家，指控为浪漫或诗意过重，但恰恰在这里，我认为浪漫与诗意很有重新探讨的必要，美术的激情与理念很有可能会从这里寻求到新的表达途径，而你近期的带有后波普风格的作品，与其说在寻求广泛交流的可能性倒不如说你指出了这种交流的不可能性和交流的肤浅化这样一个事实。另外我不明白的是，波普艺术在中国的挪用与被深刻反思和质询都在近两年内业已完成之后，你为何要涉入这一风格领域?
   
   王迈：表达一种对灾难的关怀就我目前而言，比对梦想的渴望更具有普遍意义和震憾力，就象把溃烂的伤口批示给病人看，还是甲避它反而用健康的部分欺骗他一样：哪一种更具有人格的爱的力量?几年来，我对人格精神力量的体验是一个不断圆满的努力过程，生活中的种种聪明行径，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有即将永失我爱的危险。面临这个世界众多艰深的考验，人性的弱点溃败无遗的事实不是一再证明人格力量的建立将是迫在眉睫的吗?但谁都不能回避的事实是后工业时代以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都被各种超量改变着，在今天我们基本不是被所谓异化了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标准可遵循，在没有参照物的环境下，我们成了彼此眼中的各种曲解和被无数次翻新的变体，后现代问题从更宽的意义上看不仅限于文化领域，它完全是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无数次偶然性中必然的遭遇，站在一个已经更换背景的舞台上我们不会因为失去了熟悉可靠的背景而很不从容地继续生存，如果我们用现代艺术中的个体独立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和强化深度来理解当代诸多领域中映现出的种种弊端，那么我们不可能平等地面对同一个病症说话，令人遗憾的是所有对当代庸俗的消费生活的批判者，都在后工业和科技时代或多或少地受益享受了某种方便，而且大都在这个驶向毁灭的赌船上得到了这场或那场娱乐的入场券。
   所以我们必须对“文化机会主义”高度警觉，因为这里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趋从和妥协，以至最后成了和一些尖锐问题乱伦的伪自由和伪批判，我这样说也是在提醒我自己更清醒一些，因为思想中暖昧不清的东西有时是缺乏力量的。从九五年以来我思考更多的是生活和艺术的关系，我努力通过把自己从通向内心深处并没有向更宽的真实开放的观念解放出来，为什么艺术在今天变得和公众的交流如此艰难？是艺术本身已衰微还是公众抛弃了我们？如果艺术的最初意义是感染和能给更多的人带来什么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又如此地拒拆公众?
   这些充满矛盾的思考一直困扰着我：一方面，我内心深处的“精英意识”非常强烈，使我在感性上对“神圣的诗意”由衷地热爱。有时我甚至狂妄地想：艺术她从来都没有象今天这样具有巨大的活力，而且这种力量又将对人类的理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艺术家们大都雄心勃勃希望我们所从事的艺术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但在历史的虚无背后，我常常看到有无数个企图改良人类的精神和物质的人物，其结果布满了恶作剧的现场，这些结局惨重的实验不止一次地让我发现了我们对安全的盲目，我们对未知和理想渴求的动人表情，这一切也成为我作为这些还是一群沉浸的存在，但又不知为何而存在的一员中继续思考并寻找家园的理由。
   另一方面我不想成为波普艺术的辩护者，因为就任何风格而言都能触及到最深的准确性，这种复制本身也在表明艺术家本人和观众都是商业暴力和政治暴力的囚徒，它成为我们被“真实”拘捕的罪证，和被爱的良知平反昭雪前的冤案!这种表象不是简单地挪用大众图像，如同我们不能说地藏王菩萨是由于因果报应而永远坠入地狱。
   我必需采取一种对公众具有理解性和引起他们内心深刻反思的主观态度，我太不象一个“波普艺术家”了，按影响了一代的波普艺术先知约翰•凯奇的观念，完全否定艺术的功能、内容和意义的理论来看，我到是想把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有效地区别开来，使我不误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局限的文化身份中。
   
   俞心焦：艺术家的心理活动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这也给你的生活与作品注入了必要的张力。艺术与生活的关系，这是个老话题。它们的等同或所谓的有效区别都可能是徒劳的。当代的艺术，尤其是观念艺术，它的主要功能仍然在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且显示出试图努力解决这些问题的负责任的表情，尽管这种努力其结果仍然是徒劳的。但西西弗斯的形象始终在我们记忆中闪耀，它不断强化着人类的精神，甚至是对虚无的解构。而虚无的物化结果产生了世俗生活和世俗中的种种暴力，它们严重地危协着人性提高的进程。你1995年以来的作品，更多地倾向于对暴力的关注，坦克是暴力的，玫瑰是反暴力的，航空母舰是暴力的，大海是反暴力的，反过来说，前者可以说是反暴力的，而后者恰恰是暴力的。当然这正反两个方面都只是出于我简单的图解。实际上画面本身蕴含着更丰富的内容。真正的不见血的，也就是说，更残忍的暴力的意象或许是模糊的、互动的，往往很难准确地辨别出来。传媒的暴力就是其中之一。是否占有传媒它将决定当代人，尤其是当代艺术家截然相反的命运。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无论占有传媒与否，传媒都已经以强奸或强奸未遂的方式玷污着艺术的纯洁性。在你的《国际平台》系列作品中，屏幕中的老虎与狮子，尽管目光是温柔的、茫然的，但吞食的本性始终在诱惑性的表情中蠢蠢欲动。而你所画的《精神超级市场》，人类的大脑却已经在传媒提供的大量信息中丧失了思考的热量，变成了一堆冷漠的物，我猜测它所接受的信息中究竟有一种什么样的毒素呢?这种暴力与毒素仅仅是区域性的吗?显然不是。那么它又何以如此广泛的存在?大脑是用来指示人类的行为的，但现在人类的大脑出了问题，它从精神载体的地位降低到了与溺便相仿佛的地位，人类共同的光荣与梦想遭到了空前的嘲弄与贬值。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事实。有时让你觉得指出这一事实都是一种罪过，我们为什么不参与传媒的欺人与自欺呢?
   
   王迈：是的，你谈得很精彩，有时我不得不反思引起自身焦虑和对这个世界丧失了安全感的病根。的确，在操作性中看，艺术家运用呈现观念的手段和内容在传媒机制面前已经显得无足轻重，首要的是占领传媒的权力，以及引起传媒重视的有效行为。现代传媒正在迅速地创造新的人格和新生活方式，我们完全成为被捕获的对象，大量的媒体所传播出的讯息，肢解着富有独特创造性的生活，生活固有的意义面临全面的危机，每个人必定成为巨大网络中的一员，在网络中呈现一种沟通和连结的作用已经成为新一代的荣幸的命运。在与你的对话中，和我在作品里一直渗透着对不安的暴力的批判，能否这样说，我找到的只是一个虚构的对手，因为我曾经强烈地感受到在对待世界上的一些残酷事件上，我们都多少带有伪善和无关痛痒的行为，1996年夏天我们几个人曾经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称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最后我自嘲道：英雄或者战士之于我们在今天来说完全是热爱生活的手艺人。无疑我说出了在赤裸地面对暴力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冷避的，这也是我怀疑自己是否虚构了批判的对手的原因，这一切也并不能为我们的怯懦寻找任何理由，只有当我们不敢直视的东西正在威逼过来，一些貌似清白的人格彻底地污浊不堪了。我愿称自己是一个游离于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清洁工人，我的痛苦是俩头在我手上暖昧地嘶咬的狮子，在对和平与精神家园的期待中，暴力变成了虚伪的温和，我如此信任自己的作品，相信观众在—‘个必定要去的“生活场景”中，注定要看到的，因为这种必然的遭遇完全是现实本身。在观众面前这些作品就象他们在深夜被一群狼所追逐的恶梦，成为即将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件，或者游离于生活之外，成为一个与生活和艺术暖昧不清但保持沉默的象征物，它唤醒我们一些迟钝的早以退化了的良知和正义，你将发现这些锐利的屏幕发出一些咄咄逼人的冷酪表情时还流露了庄严而又滑稽的意象，你还将与我的作品之间产生出乎意料的陌生，它们有时也许象邻人和我们的家园隔着很厚的墙，与通向我们心灵那些肤浅的欢乐之间，保持着永远挥之不去的哀伤及不能亲近的疏远和残酷的隔离。而对我的作品被赋予这么多冗长的阐述，如何还给它自身的清白，又是我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