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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立一个高标准
   李山实 俞心焦
   录音整理：朱修阳
   时间：1997年中秋节
   地点：杭州青芝坞

   
   
    李：我们今天来谈这个问题，我想主要是要谈清为什么要复兴和复兴什么。
   
   
    为什么要复兴的问题，主要是从中国当代文化令人耽忧的现状中引发出来的，这一点，其实心焦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从很多角度阐明过了，我想心焦今天可以再谈一谈这个问题。
    而我想首先指出另一点，作为人类文化的后代和继承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民族如果得不到与她的幸福和命运有关的丰富文化的养育，这个民族还仍然能够保持她应有的尊严、光荣和希望。谁都承认中华民族是有过辉煌和伟大的文化的，但似乎不大有人真正地去关注，那些辉煌与伟大是否还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发光，是否还在照耀着整个民族的前程。其实这个问题在当代已经十分严峻，我们不仅感觉不到这种应有的养育，而且还眼睁睁地看着优秀文化正在被日益迅速地败坏。
    我想，如果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是一个有知识的普通人，他如果真有良知的话，就应该注意到上述的事实，他就不能允许自己有任何莫名其妙的沾沾自喜和营营苟苟，他就必须对目前的文化现状保持足够的清醒，并以身作则地去与恶劣的环境抗争，对问题重重的现实进行批判。只有首先具备了真正符合良知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才有可能真正去从事有价值的文化建设。
    俞：中国当代文化的现状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不负责任，由此丧失了真正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但同时他们还在不断发言，由于知识分子历来扮演了社会良知、正义代言人的角色，以致于让老百姓误以为知识分子仍然在替他们发言，因此老百姓在精神上也就逐渐松懈下来。现在的问题很清楚，知识分子究竟在为谁代言?为谁帮腔?通常他们甚至没有资格代表自己说话。让这样的一批知识分子继续贴着“社会良知”代言人的标签，其毒害性是不可低估的，应当揭穿他们，让老百姓看清，这些知识分子早已没有资格成为民间进步力量的代表。他们粉饰太平掩盖诸多危机、苦难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并且蒙蔽和毒害了一整代青少年。所以认清当代文化的各种现象及真象，这是有责任的知识分子的首‘要工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提出就是针对上述这样一个文化危机。因为自邓南巡之后，全国性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商品化，加速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沦落和庸俗化。从根本上说，他们进入了双重被奴役的状态，一是被强权政治奴役，还有就是被小商品意识所奴役。仍然在从事所谓文化建构的那批知识分子也开始东张西望，他们的整个心态是焦虑的、恐慌的，并进一步丧失了文化自信心。他们的确也看到，中国曾经有过非常灿烂的文化，但是他们已经意识到如果要由自己来扮演继承和维护，并且发展这样一个文化传统的角色，未免吃亏太大。因此，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在今天是普遍失效了。妥协和躲闪，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可以这么说，如果知识分子丧失了抗争精神，丧失了维护文化价值的勇气，那么当代也就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知识。知识的灵魂是革命，历史的骨架是批判力。知识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迷恋小恩小惠。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不应受制于政治、经济。无论政治形势多么严峻，经济盛衰如何，知识分子应当始终关注民族精神的症候和人性的自由、解放。关乎人类幸福的主要的不是政治、经济，它永远是个文比问题。如果中国在文化上被引入歧途，那将是世界性的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李：你揭示了文化复兴的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即知识分子本来理应担负起正义良知代言人和民族进步要求代言人的角色。所以文化复兴首先不可避免地碰到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现状问题。
    但是要对这个现状作出正当的批判和有力的呼吁，是相当艰巨的。许多丑陋的东西被层层包裹、粉饰，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比如刚才你说到知识分子甚至丧失了为自己说话的能力。这一点恐怕很多人不肯承认，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不无得意地把许多不知所云的所谓“纯学术研究”叫做说自己的话，把回避真理和真问题叫做“纯”。也有很多人把经过了文辞修饰的小市民价值观叫做说自己的话。这样做的后果是，平庸与无能被合理化，于是自卑和无耻也变成了振振有词，而丢失掉的却是真正的思考能力。真正的自尊以及与真理的关系。
    知识界的欺骗性源于它根深蒂固的自我欺骗。或者说，许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干着种种可疑勾当的时候，他们以为自己是在干了不起的事。
    对此，我们首先要把其中的既得利益心态揭露出来，即小市民的既得利益心态。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价值的评价，不是与真理对照，而是以他们从中获得了一些小恩小惠为证明。
    其次，我们应当向每—个喊着响亮口号的人追问一下。比如，有人在提倡要做学问，但我们要问问他，做学问是为了什么?与人的幸福无关的学问又是什么东西?与人的幸福有关的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
    比如有人也在提倡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但我们要问问他，当前很多人喜欢以陈寅恪，甚至梁漱溟为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典型，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认真地提到鲁迅?我们要问问他，如果自命清高、逃避、撒娇买乖都与独立人格混为一谈，那么这种独立人格又要它来干什么呢?
    俞：关于鲁迅、毛泽东，甚至往上追溯，关于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等，当然我们还不能遗漏屈原、杜甫以及孙中山等人，对他们的深情缅怀，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应有表情。关于复兴什么，很显然，我们不可能仅仅去复兴有关他们的知识，重要的在于，我们必须承接他们的为正义而战和自由创造的精神，借此恢复当代中国人民的应有的尊严。幸福是关于人类尊严的实现，创造是人类的美德和光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就是为了在我们辛酸而美丽的祖国大地上重获光荣与梦想。其主要的工作方式是斗争，是全面的挑战。就文艺论文艺，就文化谈文化。这不可能触及生命的奥义。
    李：是的，甚至可以说，重新认识曾经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过光荣，指明过方向的伟人以及他们在文化上的伟大贡献，是文化复兴的重要任务之一。
    之所以要重新认识，是因为鲁迅、毛泽东等正遭遇到大量的庸俗化甚至丑化。我认为，中国知识界对什么消解、解构、碎片化、多元化津津乐道，是与不负责任和高雅其表，庸俗其里的心态有关的。—个人既然逃脱了民族进步、生命自由的斗争，他就只好躲进“小小的我”的内心世界里，这种内心是非常虚弱和卑微的，它必然会在崇高与伟大面前高度不适，于是捡起所谓后现代的一些论调，拼命抹杀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无望达到的高度和亮度。我们从种种将民族伟人庸俗化的言论中，可以剥离出这样一些自私的、卑琐的、不负责任的嘴脸。现在是对这些阴暗的东西进行彻底揭露的时候了。
    俞：你谈得很好。我们把当代的许多问题都高度浓缩了。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展开和种种细节的落实不是我们今天的谈话所能囊括的。它需要我们今后做大量的工作，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当前我们都只能针对某些根本性问题。这是个明辩是非的工作，这个工作做好了，不仅可以有效地改造、锻炼我们自己，更可以有效地争取要求进步的青年，从而有效地完成鲁迅先生交给我们的关于彻底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的任务。
    李；是的，我们再也不能容忍鲁迅先生为民族精神解放指出的方向继续被引入歧途了。我们必须为此进行勇敢的、认真的实践和理论探讨。我仃提否最后谈一谈中国文化复兴要复兴什么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肯定是许多同志和朋友都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每—个关注文化复兴的人都会问到的问题。
    针对你所谈的现状——我觉得你对现状的揭示可以概括为：精神和文化的商品化已经等同于精神崩溃。所以文艺复兴首先是人格的复兴。现在，有人听到自由、尊严、幸福和梦想这些字眼会发笑，但显然这种笑是不自由的，缺乏尊严的和远离幸福的。正如我不会因为灯已经点了几个世纪，就羞于在黑暗又降临时重新打开它，也不会因为垃圾的存在也是一种存在就不予扫除。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追求和捍卫那些真正给人类幸福带来保障的美好事物。
    文化复兴更具体一层的任务是对人的精神质量、幸福的标准的重新确立。这就需要与一切恶俗的、阴暗的东拉西扯的东西决裂，并将之铲除。
    当然，文化复兴必将导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重放光芒，必将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创造。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前面的问题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和解决，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具有将真善美与假丑恶区分开来的能力，我们就仍然有可能被那些貌似有理的东西所蒙蔽。所以我们在提倡发扬优秀传统和提倡文化创造的同时，千万不能以为只要回到书房里去伏案就够了。我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又有人在怂恿我做托尔斯泰了。”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想让中国有伟大长篇的愿望或许不错，但是，我们得先搞清楚，什么样的民族才有资格和能力去养育并享受伟大长篇。鲁迅先生毕生致力于伟大文艺的应有的土壤的建设，尤其是对其中的毒素的消除，这里面倾注了最伟大的文化胸怀，是庸人的几千几万个长篇所无法企及的。在这一点上，当前的文化复兴仍然要继续沿着鲁迅先生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在许多根本问题未经澄清时就又急着去炮制一些或许是用来自我安慰、自我满足的“宏篇巨制”。
    俞：由什么样的人来写作是个关键问题。我们不能想象，如果一个人的文化抱负仅仅是为了满足名利欲或改善一下吃喝拉撒的条件，那么这个人怎么可能创造出撼动人心并且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景观?追求幸福若以降低幸福标准为前提，那么这所谓的幸福就无异于自我麻醉。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必须确立一个高标准，它要致力于产生一批自由战士、一批思想家、一批精神领袖、一批真正服务于人民的社会实践者，要活生生地创造出适合于阅读伟大作品的神奇而真切的土壤。我们的民族曾经有过伟大的创造精神，我们要复兴什么呢?如果不致力于复兴这样一种创造精神，如果这个复兴运动不能够推出中国人民的真正杰出的代表人物，那么我们这么做是毫无理由的，甚至我们的这个民族也就没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