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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与人的复兴
    彭 刚
   
   
   

   
   学院文化的衰颓是与每一个精神衰世都必然相伴的现象。一直作为高层次，高品位文化的主要基地的学园中，一些人更加遁入皓首穷经的象牙塔中，丧失了对于现实生活的介入和干预的能力，更多的人为世俗的物欲潮流所席卷，人文的关怀在世俗利益的追求面前处于完全的守势及至濒于溃散。这比起社会中其它部分所表现出来的诸如心为物役、拜金主义、道德沦丧一类现象来，更是应该令我们触目惊心的。
   学院文化需要来自外部的，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冲击，需要输入鲜活的血液来激发自己的生机。流浪诗人俞心焦近年来卓尔不群的艺术创造和新近所提出的中国文艺复兴的命题在校园中所激起的强烈反响，正是这样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证。
    人类文化的高峰总是以对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的不断发现，不断掘进为标帜的。兴起于意大利并在那里臻于顶峰的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人的发现和世界的发现作为自身的精神指归的。它上承的是古希腊德尔斐神庙所镌刻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开启的则是近代科学和人文主义的不断演进。近代西方的文化进步，在思想上是以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禀赋和潜能为主题的。在康德那里，它体现为“人是目的”、“社会是目的的王国”的哲学命题，在马克思那里，则呈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的社会思想。
    以人为目的，尊重每一个人的独特价值，从这样的观念出发，社会教育的目标便只能是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增进受教育者感受和领悟生活的能力，以及他们增进社会和个人幸福的能力。这样的教育观并不排斥专门技能的训练，而不以这种观念出发，仅仅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考虑教育，希望的是使受教育者成为某一社会功能的合格的履行者，便会使得不少大学校园成为一端集装箱般地输入作为半成品的中学毕业生，另一端输出工程师、医生、职员等专门人才的生产流水线。这样的教育观与当前学院文化的颓势是大有干系的。
   人文价值的确立只能是根基于对人的基本处境的思考和觉悟之上的。每一个个体的生命来到人世，都面临着“我是谁?我从何而来?我向何而去?”的问题，都处身于与自然(以个体或集体的方式)，与社会(他人和社会组织)，与自身的心灵(即如何安身立命)的三重关系之中，这就是人的存在的最根本处境。我们民族的古老智慧在如何对待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类的社会人伦关系上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
   自古及今，我们习惯了伦理挂帅，政治挂帅。缺乏形而上的关怀，对安身立命的根本问题很少有人能打破砂锅问到底、追索到底，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大缺憾。在当前的文化处境中，人们更是习惯于漠视安身立命这一问题的迫切性，或者勿宁说是没有了安身立命的需要。
   人对物的占有欲取代了人对自身心灵生活的关注。我们有了种种使人忘却“生年不满百，常怀干岁忧”的文化快餐，有了集中各地甚或各国假古董、假文物、假风光的旅游快餐，而对于起初的自然和真实的心灵生活已越来越隔膜和疏离。
   没有了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求索、信仰与道德也就丧失了根基，唯利是图、“只有坑人，才能利己”、对于活生生的他人生命和尊严的冷漠淡然，也才由此生发出来。这种时代病症，用心焦的话来说就是缺乏对于心灵的观照、没有了自由创造的意识，使得“我们这个时代更多的是用欲望代替渴望”的平民，而缺少敢于直面人生根本底蕴的真正的人。
   因此，我们需要的文艺复兴是渴望进入精神世界的真正的人的复兴，是人之成为人的复兴。人类之有历史，如果说有目的的话，便只能是文化的创造，文化便是人类的目的。
   但是，正如卢梭和康德所早巳觉察到的，只有以人文的价值和道德的关怀为指归，文化的创造、尤其是物质技术的进展和社会政治组织的演化才可能有正面的，肯定的而非负面的、否定的意义。因此，当代中国的文艺复兴，非要文化界、知识界有共识的同仁勇敢地承担起人文价值的维持者和张扬者，社会道德和精神状况的评判者和促进者的角色。
    与此相联系的，是近来我们有了一种“国学复兴”的势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不待言说。国学研究无论是从整理国故的单纯学术意义上来说，还是从试图挖掘传统的现代价值的意义上来说，在今天乃至日后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重大任务。毕竟，人类文明是由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所共同构成的，毕竟传统蕴集了整个民族数千年来不断积累下来的智慧，毕竟我们来自于传统，又必然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制于传统。但是，传统本身的意义又是由我们的阐释而在不断更新变化的，传统作为当前复兴的背景，其意义“是由前景不断地重新赋予或喂养的”(心焦语)。我们不仅要继承从孔夫子以前到孙中山以后的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也要吸纳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人文的价值必然是由各民族发展出来的，但许多价值如民主、自由、平等、人道等并不因为它们最初来源于某一特定民族则丧失了对于全人类的普遍有效性。国学的复兴如果在任何程度上变异为国粹论，导致了以民族传统的特殊部分来抵制人类的普遍价值，就必然会在那同一程度上成为反动的、落后的，是真正致力于民族文艺复兴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受的。
   文化高峰的时代，精神生活丰富的时代，信仰和道德原则紧定而富于活力的时代，是与伟大的思想和作品相联系的，而这样的思想和作品，只能来源于丰富深邃的人格和鲜明而强有力的个性。我们呼唤民族文化的复兴，我们需要真正的人的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