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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篇
   
   先驱们的回响
   
   

   
   
   
    拓展诗性的“文艺复兴”
   ——对《掀起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思考之一
   贺承军
    我不从字面上来理解诗人俞心焦所极力鼓吹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其慷慨的激情、无畏的坦城、深邃的思考，甚至他的独断与威敏，呐喊既出而又怆然而止的文气，让我感受到我们时代的、我们土地上的施洗者约翰走到旷野这大舞台上来了。
    这是一个可转换论述的准寓言。这施洗者可转换成中国当代流浪者艺术家、放逐思考者群体，也可转换成“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种概念运动，而受洗的则是新一代年青的生命和灵魂。一种强烈的自尊自强自立的情绪,要为让老者速朽、新命发光、崇尚自由与创造的精神洗礼了。
    俞心焦式的施洗者、施洗者式的俞心焦是肯定会要孤独地存在于世的，我惊喜的不是他的孤独，而是他的存世。
    这是怎样的英雄难产、胎死腹中的时空呵。时空编织一张巨网，缚住了英雄这个概念，各种各样的势力(包括武力与温柔，经验与智慧，机构与家庭等等)象蚕一样剥离英雄的碎片。许多美丽动听的、鞭辟入里的“说法”，将英雄的灵魂在俗世中耙梳得舒舒服服，英雄们面对的也就是俗人们面对的，需要拯救的俗世生灵，已经彻底乐此世而不疲，构筑着没有彼岸的世界。
    俞心焦所激动的所激荡的所激发的所激励的，正是一种宗教般的情怀，以及灵魂的重新浇铸。他所要施洗的是每一个年青的生命，我们的拯救者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灵魂，我们要拯救的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灵魂。拯救和受堕落的诱惑是同一个过程，拯救者和被拯救者是同一个主体。
    我的灵魂(在此我避免用“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不十分关心在我之外是否还会有强健、勇敢、冷峻而热烈的灵魂，我不必拉扯上一帮“我们”作为我孤独的看客。)指导我的行为，我不必奉行“最高指示”或“人间指南”，我的灵魂是批判性、腐蚀性的，要将人间天然的和貌似自然的历史过程的一切剥开来看看，我的灵魂就是我自己。
    我就是我自己的拯救者。
    倘若真的有“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可能，那么这场“复兴”与西方曾有的“文艺复兴”一样，其实是一场全新铸造。在我们灵魂的铸造场，我们悬挂上“先秦的浪漫”和“盛唐的气派”的旗帜，实际上，钢打铁铸着全新的自我。我们剔除身上顺从、苟且、圆滑、怯懦的腐肉，我们说：“未经本人允许，不得使用本人的财产、著述、鞋子和脑袋。”
    俞心焦似乎感觉到了提倡“文艺复兴”的尴尬。，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场心智和精神的运动，不会不烙上伦理的印记。心焦这位曾经“灵魂大面积降临”的诗人，在某种意义上是超伦理的。可是，如今倡导“文艺复兴运动”则可能不得不多面作战，其中不乏伦理的目标。首先，“文艺复兴运动”要面对的是传统意识形态压力本身和传统意识形态瓦解的新迹象，那么，“真呈性情、当牺牲时且牺牲、以锋利的鲜血刺激麻木已久的一切”，就包含着新一代人中良知与正义的持续愿望，它是政治的(也是超政治的)、叛逆式的呐喊。其次，当它面对当代世俗与商业的流弊，试图抨击庸俗与堕落时，它的利剑就变得顽钝了。在个人主义与欲望、多元价值与投机混杂一局时，“文艺复兴”尽管声嘶力竭，而音调就难免含混不清。心焦，你的“文艺复兴”倘若对个人欲望与世俗功名宣战，你就难免在为别人施洗时，浸湿了自己的短裤。不清理庸俗之瓦砾，无以建立崇高之圣塔，而倘若抹杀“个人”的价值，则文艺复兴之名又能如其“人的复兴”之实吗?进而又何以达成“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另一指归：民族的复兴?
    孤独的诗人，最可怕的不是伦理上惊世骇俗的“绝伦”，而是言说诗语(也是哲思)时的尴尬失语。
    让我们离开狭义的诗之基地，而回到更广阔的诗性背景吧。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曾从古罗马的人的精神研究中归纳出“诗性智慧”，作为对在人类发展过程中，曾作出伟大贡献的古罗马精神的高度概括。维柯展示出科学和哲学的智慧“是在凡俗的、诗性的、或创造性的智慧里去重新找到自己的根源”，创建家族、政体、法律的那些凡俗智慧，创造了一种诗性的玄学功能。“诗人”在希腊文中是“作者”，在古罗马，一切“制造者”也都是诗人。美国十九世纪的边疆开拓者，也是这么一帮放拓不羁的庄园、法律的制造者。他们粗俗、放纵、追求功名，但他们是真正的“文艺复兴”者，他们是这个凡俗世界的伟大诗人。惠特曼只是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的希望，也寄托在这种意义上的诗人们身上。诗性复兴的人，是敢于蔑视任何权威，敢于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用脚走路的人。毛泽东他们这一代人，确是一代具有伟大的诗性智慧的人，但是传统与现实的合力，扼杀了其后一代乃至数代人的诗性智慧。从民族发展史上，现在正是呼唤超越上几代人的新一代诗性。当今学人们在大谈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中将自己也摇得迷迷糊糊超稳定了。普遍存在着无聊无奈与无赖，我惊诧于这个老态龙钟的民族在没有创造性的活动中徒然消耗残剩的一点点民族的血气。那么，喷薄而出的新一代诗性，不应害怕粗俗，不应害怕“伤天害理”，而最忌没有创造性，没有激情与幻想的奴性与懒怠。
    在这种意义上，我可以与心焦达成文艺复兴的“诗人”特征的共识。我希望心焦所提倡的“贵族诗人”品格中，闪耀着的是新生血性的光辉，而不是遗少的旧日显贵的纹章的晦暗。
    作为一场心智与精神的运动，而不是一场政治运动。它是不可以期待其规模、声势和影响的。它也不能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实验项目，不可能有太明显的发动者与受动者之职使分别。我前面所用的“施洗”与“受洗”的比喻，只不过是强调这是一个自我施洗、自我受洗的过程。而且，在严格的意义，这可能存在的启蒙运动，倒恰恰是一个“绝望工程”。这就是说，整个民族，人人都可能逐渐意识到“桃花源”的虚妄、包青天的虚妄、观音菩萨的虚妄，而步入万劫不复的绝望之渊。毫无疑问，“文艺复兴”在这个意义上与启蒙接上了轨，而启蒙之智慧，从根本上也是步入另一种迷途。
    每一个呼唤文艺复兴的人，能不为我这种悲观的谶语而愤怒、而绝望吗?我坚持认为，任何一种真正有智慧的号召，都是面向人的内在力量的。内在力量并非等同于内省的力量，内在力量只有在与外界势力搏斗中才显示自己。而且，这种显示不是坦荡无碍的阳关道上的高歌猛进，不是千禧年式的许诺，而是在晦暗中在风雨中领受绝望、抵制绝望、征服绝望的伟大努力。
    心焦的“文艺复兴”之途，就不应是铺设北京到广州的铁轨那般直接允诺福祉、发展与行止，它是一种“英雄禁欲主义”的意念，一种“崇高本能”的骚动，一种描绘的血色对现实的刺激。
    再超脱的人，也不可能对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无动于衷。对“民族复兴”这一情结，有许多种表达方式：有的人为之奔走呼号，却难免空洞；有的人颓丧冷漠，却不绝真情。心焦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本意可能是要“全方位地”(借用流行用语，非心焦语)振兴民族文化，而策略地采用“文艺复兴”这一较窄的概念。这是当代一个难免空疏的孤独的命题。
   也许，掩饰在豪华壮丽的言辞大厦中的心焦，其根本思想仍旧存在对狭义的诗人与诗性的留恋。所以，他可能欣赏荷马，而不欣赏伯里克利，欣赏惠特曼而不欣赏杰佛逊，对于中国当代来说，他可能推重流浪艺术家，而贬斥粗俗的企业家和商人、律师。
   要我说来，十四、十五世纪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本主义精神不仅体现在文艺名流身上，也体现在教士、俗众身上。而当代中国的新精神，不仅体现在精神贵族们身上，而且体现在个体户、企业家、工人、农民身上。从平民身上发现新精神之火，需要深刻的历史眼光，而要更深刻更猛烈地改造社会与个人之灵魂，刷新历史，则更需要勇敢创造、追求自由的情怀。
   “文艺复兴”之真缔，就在于追求自由的精神。倘若有人诡谲地抬出甘愿为奴的精神，一世顺民的灵魂，则我宁愿把“精神”和“灵魂”这两个词扔到垃圾堆里去。
   西方文艺复兴的第二轮中，十八世纪的康德，对人类思维的理性作出三种区分：理论理性、实践理性与审美判断力。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康德敬畏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律令”。也许受其影响，作为诗人的俞心焦，以其激情之壮烈，竟又服从于最高理性的目标约束，不能不令人叹眼当代诗人的复杂与成熟。
   理隆、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的发展，最终会导向民族国家的概念复兴。这也许是从“全面的人”到复兴的民族的一个艰难过程。以我个人的理解，民族复兴乃是心焦的“中国式文艺复兴运动”的最高指归。也许，他可以架起通往世界理性、人类普遍的理性的桥梁，这毕竟是太过遥远的目标。不过，作为诗人，他的言辞与行为保持着深刻的审美关怀：性灵绽露的悲剧之美感。
   心焦的呼唤，乃是对心灵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