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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性黯淡之后的中共和民运
    马 强
   
   
   没有了神性之后的中共，便走向了世俗的深渊。从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到如今“三个代表”的指导思想的转化，神性的面纱渐渐从中共的面目上揭下。但是，摘下神性面纱的中共，非但没有回归人性，反而滑向最势利、最世俗的深渊。

   
   
   如果说中共给我的记忆留下什么好感的话，早在改革前的中共给我留下的好感要多过于改革后的中共。不管怎么说，那时候的中共的理念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界。正如中共自己所标榜的，“他们代表着最广泛的底层工人农民的利益”。
   
   
   他们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地在尝试，尽管这尝试是失败、甚至血腥的。而自从改革以后，中共似乎日渐对工人和农民失去了兴趣，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上来了，并且铜臭气日浓，迎风三里，让人不禁退避三舍而恶之。这种情形，说其退步，不如说它是“复辟”
   。难怪现在在中国最怕听到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资本家，相反，却是共产党自己。
   
   
   人类社会本来面目是一个以强权和利益建构起来的利益分别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曾几何时，神职人员、军人、野心家、富人依次风光，占据了高高在上、神人不可侵犯的位置。而这个社会的进步史，就是一个底层和偏移了权利中心的其它阶层，通过努力和奋斗、协商和妥协向统治阶层分享权利的过程。但是，必然地，神职人员、军人、野心家、富人，比起社会底层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工人和农民来说，在这场较量中占据着有力的位置。
   
   
   
   在欧洲资本主义的初期阶段，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底层思想，逐渐浮出水面，为社会底层向社会争取自己的权利，提供了思想的武器。而后，底层民众利用这一武器，达到了社会福利、阶级平等、事业保障、甚至人权宣言等各种利益的平衡，终于在人类社会体系中，获得了自己应得的权利，这是值得欣慰的。
   
   
   共产主义就是在这种争夺权利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个畸形儿。他们尽管也代表的底层的利益，但是却在反对统治者的过程中通过斗争、自己坐到了独裁统治者的座位上；在拯救底层的过程中，却造就了更多的新的底层。他们不是在争取合法的权利，而是象争夺骨头的狗那样，目的是独霸权利，最终使自己成为新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贵。但是，他们骨子里毕竟还是代表底层的，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一旦时机成熟，是完全可以通过一些非暴力的方式、以同其它阶层代言人谈判、协商或者妥协的方式、将手中独占的权利交还给社会的。
   
   
   如此，中共亦有希望。但是，自从中共最终坦言要代表强势阶层的利益（从“三个代表”到“允许资本家入党”，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中共正在象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转化进行着努力）之后，由于无出其右的权利和资本的结合，弱势群体将陷入更严酷的黑暗之中，一切希望都将在这黑暗中消失贻尽。因为，什么都想代表的，就必将什么也代表不了。底层将在压迫中反抗。强势阶层因为缺少和平的保障和长久的经济利益而必将和中共分道扬镳。这是中共所面临的显要问题。
   
   
   而对于中国的民运来说，这些年因为中共对自身的阶级定位的不断模糊，导致民运对自身的定位也难以明确。而今，由于中共渐渐座稳了强势阶层代言人的位置，中国民运便自然而然的应当挑起代表底层弱势群体利益的大旗，关注底层、帮助底层阶级获得自己应得的利益。为底层争取权利提供理论依据、思想指导和实际案例，将是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民运面临的最大、最不可推卸、也是必然的任务。
   
   
   
   底层并非是无衣无食、一贫如洗的代名词，而是一切处于权利边缘地位的人的统称。不管是谁，是什么阶级、什么民族、什么肤色和性别，只要在政治上没有拥有和统治阶级一样的权利，都是底层民众。
   
   
   
   中国民运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代表这些人的利益，使他们获得与中共代表的强势阶层同样的权利和地位、同样的社会资源的占有量、同样的发展和自我展示空间。真理就是社会公正；武器就是高尚的情操；手段就是知识和能力。有了这三个前提条件和代表底层的社会定位，中共、民运将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2001.12.14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