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与时代
    俞心焦
   
   
   
    我已经28岁了。对于—个无所作为的至今仍然不能完全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而生活的人，至今仍然不能够完全对本质进行抒情的人，28岁，已经太长太长。在沉闷无聊中荒废青春，真乃悲我心焦。借用王国维诀死之前的话：“28岁，只欠一死。”
    这么多年来，我被这么多僵尸般的教条所误，被诸多外在的表象所蒙蔽，被诸多飘忽的阴影所跟踪，被诸多流氓的棍棒所伤害……做着不愿做的事，爱着不爱我的人，向着不值得致敬的世故圆滑者致敬，生活在没有生活的地方，没有历史感，没有自主意识，没有实践理性和形而上信仰，没有把自己从人性深处的晦暗中解救出来的能力和尊严……这么多年来，我活下来，几乎是像畜牲一样活下来。
    如果没有我最终的精神上的觉醒和内在的抵抗，没有把一颗心更多地倾向于人道主义和正义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那么我如此活着是多么地辱没了前贤先圣，那么我的诗歌就不啻为巨额假钞，为此惊出一身冷汗是远远不够的。
    一句老话，“重新做人”，是多么必要。
    以新人的心歌唱，以新人的手抚摸所热爱的世界，以新人的嘴持续地说出“我”。
    因此在我的诗歌或我的论述中出现“我”，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写我，以一支两色笔，红的是激情，蓝的是理性，主客观是一分割就会痛彻心腑的血肉。我写我，以我为根基、出发点而不总是以我为核心，这样写下去，真切的、开放的、全息性的，不会有错。
    “我”的缺席或主体的缺席，是我们时代的文艺之所以虚弱、喧噪、无的放矢的病症。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我曾对叶芝表示尊重，但我反对这位毛特岗追求者的“面具写作论”。当然，“我”在必要的客观中不妨转换成“你”或“她”。这是个技术性问题，并不关涉本体。凡无关宏旨的东西总是容易解决的。
    当我以“我们”的资格出现(这“我们”当然不会是札米亚京所批判的我们)，并且宣称：“我一生的努力，乃是要成为一个伟大之女性。”这表明我的质量、容量已大大飞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我”，即时代之我或史诗之我。这时，我是我的，同时我也是我们的。我难道还怕“我”出现在我的言说或我的行动中吗?不，绝不。我只怕“小小的我”出现在我的精神原野上。
    “我思，故我在。”在这里笛卡尔只是转呈了一种暖味状态，并不值得长久骄傲，惟大我之思才永远光荣。“我死于我之后。”这是米沃什的献身与提升：“我对于我来说太小了。”这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悔悟与谦卑。他们的性情、志趣和命运与我相似又略胜于我，尤其是命运。因此他们是我的，我们的。因此他们也可以是另—个我。
   在通往天国的途中，我只是慢了一步，就被称为中国绍兴人。现在我寓居北京西郊的清华园北门，似乎成了一个日益以物质的暴力在不断扩大的现代都市的边缘人或局外人，我是否应当承认?我是否让固守陈规陋习的人们看不顺眼?又有被解聘的危险?像是又被某个半天真、伪浪漫，最终屈从于三室一厅的姑娘所抛弃?我总是不合格。总是在时尚和流行之外。我的作品只能由极少数人想方设法才能读到。我该怎么办呢?我现在正在干什么?别人要的我也并非全不要，譬如说神灵、信仰、爱情的海洋。这个时候我真实如春天的气息，是可以触摸得到的。我说过：“我对我充满敬意”；我还说过：“我知道我无知。”而艾略特在说：“是知识把他们引向了无知。”
   我就这样站到我们的时代中来了。我就这样在我们的时代发现了问题。我们的时代纷繁而迷乱。巨大的危机与生机兼体共时。但由于我们民族性格中媚俗和短视的弱点，诸多可怕的危机，要么被忽略，要么置之不顾。
    最为严峻的是：我们的祖国正在把未来的血往外抽出而不自知。越来越多的青年在受了高等教育之后却变成了功利的、实用的、甚至庸懒的、自暴自弃自卑自怜的青年。他们有时也谈论理想，也只是晴蜓点水式地谈论一下而已，一旦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就退缩回来了。他们再也不是哪里有光明就奔向哪里，而是哪里钱多就投靠哪里，谁的钱多就视谁为英雄。在大量小报小刊的鼓励下，他们宣称：全面的商品时代到了。爱情也可以讨价还价了。或者干脆下了结论：诗歌已经过时。
    当我读了自己的部分作品后突然重温起我那难以言表的痛
   苦。这痛苦展开乌云般粘滞而巨大的翅膀，它与我的年龄是多么不相称。然而无论多么地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但我内心决一死战的力量有如悲壮的音乐风起云涌。这痛苦的翅膀仍然标志着我渴望接近阿尔卑斯山巅的超然梦想。这决非书斋或杂居的寝室里的浪漫情怀，而是长期漫游于旷野所萌发出的自然力般的神圣冲动。我的渴望挣脱羁绊的心在颤栗。其痛苦决非只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以个人的全身心感受着大地上一桩桩苦难而无奈的事件，尤其是被外敌和本民族败类践踏过的大地，被强权和暴力篡改过的无数个个人的命运，这苦难的规模使我的心常常要被一只无形的撒旦之手揉捏成血渣。我歌哭，却并没有人来理会。此时我亲爱的祖国和人民似乎比星球更遥远、也更荒凉。可我怎能责怪他们不能够及时地理会我的歌哭。他们有他们的难言之隐。他们是在期待着，而我则需加速自己的劳作。我说过：“我的祖国是深沉而欢快的精神领地。”我又说过：“凡读诗的是人民，不读诗的是大众。”我还说过：“我不能为全人类我只为要求进步的人负责。”就这样，在这个包括道德在内的各个领域各个学科都置于关键地点的巨大转型期，我和我们的时代确立了一种鲜明而微妙的关系。我知道我的选择和拒绝。我知道我对一切都不能逃避，相反，我是要把一切都投入到我心灵的熔炉中进行锻打铸造。从熊熊血光中提升出的诗歌才是真正能够积极地作用于我们生息着的这个时代的。似乎命中注定，我就是为了最终要对本质进行抒情而来到这个世界，对主要问题、根本问题即什么是人、什么是真理等问题进行表态，最终解决我们精神的温饱。
    我们这一时代的文化气氛是怪异的，充满了成千上万怯懦者和低能儿的褥热和臊臭，我们的热情、信心和理想常常遭到一些对自身以外的命运漠不关心的人的疯狂打击，更多的人不敢清醒地承认自己，而总是期待着一些根本没有资格的人来写下评语、给个说法，更多的人担心自己的尽情歌唱会遭到万人唾弃，更多的人在角落里窃窃私语，更多的人在声名显赫中吃喝嫖赌、浮肿、腐烂。而且，竟有人还要求我们必须对此加以理解、同情，甚至给予尊重。
   作为一个诗人，我已付出代价。我明白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决不仅仅只是为了把诗写好。“只有二流诗人才只写好诗。”这句话还可以传得更广。但真正的诗歌生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爱和责任也会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引发嫉妒和阻挠。多亏了我并非只是一个。有人说：“心焦是越来越多的那一个。搞不清哪个是实体、哪个是幻影。心焦是心焦们。”每一个我都有复杂性。但这众我之身就像飘散在地的音符，没有“主”的主旋律贯穿，终不能构成优美的音乐。
   大我之我，应当是丰富、和谐、纯洁、统一的，像一个有别于太阳的光球，普照着大地，却并不刺眼，这将是何等伟大的灵魂!我要求自己无限地趋近这样的灵魂。为此我愿海洋一般扩大自己而非把自己膨胀。只有当一个人真正站起来、伟大起来，他才能越来越接近永恒而灿烂的星空。
    谢天谢地，我有幸在关怀自身的饮食起居的同时能够更多地关怀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尽管我的关怀在物理上与天文学家的宇宙关怀、在心理上与基督世界的终极关怀相去甚远，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请原谅我由于自身的局限性至今仍然对遥远的星球和更遥远的天国感受不深，对此我诚惶诚恐。但千真万确，我的祖国和我的人民却如此具体地与我有着如此之多的难以割舍的关系。我的呼吸中充满丁他们挥洒在各自内心耕地的汗水、眼泪和渴望温饱的目光。因此我要为我的祖国效力决非空洞之哀嚎，我为我的人民效力也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无论多么艰危困顿和伤痕累累都不能使我逃避。这么多年来，我经受着一次次诱惑、考验与挑战。我信任自己。我知道自己是可靠的。我给我自己增加了负担，并且把目标定得更远。我仍然喜爱白日做梦，坚持设计非强制性乌托邦，坚持传神。但我并不愿意把根从现世中完全拨除。这根就是对于时代的爱和责任以及对于时代的透彻审视。
    问题就在这里，在纯粹的学术领域，再荒诞不经的观念或许都有其存在之依据。但当有人要把不负责任的消解、怀疑与虚无主义等纳入教育领域的时候，我将首先奋力抵制之，我将更强烈地认同一些代传历接、生生不息的古老信念：斗争、建设、奉献、团结、博爱、公道等，并且把它们与“人世”、“媚俗”、“功利”等概念从本质上区别开来。长期的哲判训练应当从文化修养、言语表达、形式魅力中挣脱出来，应直接面对灵魂的敞亮。在这样一个立场上，我庆幸我的哲学在一派不得要领似是而非的喧嚣中已悄然成形。他们摘章引句，与其说是致敬，不如说是亵渎。除少数学者摘乎于情，引得其所之外，多半都是狐假虎威式的涂抹。我不太赞成过多地、不恰当地用引文写作，在并非用当所当用时，要少用，最好不用。当然很难，几乎做不到。悖论啊!好在用引文写作也不致于触犯刑法。但我们的确发现了大量的毒害青少年的文章，有些貌似高雅，实则与粗鄙之作是同—性质。
    我希望我的作品是我的心灵之作。像一株树直接出自脚下的土壤。就如把真理直接纳入生命，把英雄气概直接用来捍卫自己的心灵以及这颗心所热爱的一切。
    当我大量地阅读，有选择地学习，被震撼，受影响，当我重新说出它们时，则必须完全符合我的血性与气质。否则我将很尴尬地面对这个杂我或半成品的我。“混蛋”、“杂种”、“小丑”所指就是这样的“我”。我是我的，但我决不允许我只是我的。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是那种可攻可守的城堡。我希望它是河流，对两岸的人事具有洗涤与滋养的作用。我的确是很想为富于理想精神的要求光明常驻的人们，为那些在困境中依然歌唱、舞蹈、向往绚丽彼岸的人们做点什么。我能做些什么呢?我正在做了。他们需要我这样做。我的确感到充实、安慰，同时我也没有理由不感到骄傲。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反对厌世者如此粗浅的认识。我发现这种说法不是出于悲剧，而是厌世者的无能。我更深地发现，是他们的意志薄弱和性情卑琐培养了他们自身的无能。这些人和狂妄的市侩一样，是根本不把世上最高贵最美好的非实用性的事物放在眼里的。在他们看来：“诗歌能值几个钱呢?”那些怀疑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如果不自杀，如果还有兴趣活下去，那多半都必定是堕落的、猪狗不如的。必须把他们应有的自卑感培养起来。此刻我的发现更令我痛心；普天下大量无能者之“能”构成了“精神核威胁”，它们要将具有雄心壮志者置之于灭绝之境。他们要开创一个满是蚁穴雀巢的世界，开创一个卑微者遍走天涯的新纪元。因为英雄毕竟是少数的、极个别的，于是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灵魂过街，人人喊打”的时代到了。我苦笑、感叹，又有什么成效神速的办法呢?他们的感受力、领悟力和向往崇高事物的韧性仅限于此。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得逞。而英雄对他们的同情与宽容正如万有者之于我们。能在浑浊的历史中正本清源的人是目睹过万有者的。我愿我们是为信仰而上升的朝霞。这是永世不败的革命的意象。我说过，革命即说真话，但智慧的革命是说出真理。如果人类的确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