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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问如闪电
    俞心焦

   
   
    几乎是整个星期，暴雨、大雨、小雨，交替轮回，密集不断，使得房间里的每一本书都散发出浓烈的雨的气息。仿佛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的雨和聂鲁达故乡阿劳卡尼亚地区整月整年下个不停的雨带着预谋已久的使命扑向了杭州。还有鲁迅描写过的雨呢?鲁迅描写过的雨哪怕只有很少的几滴也是重要的、意味深长的，他的雨对别人的雨具有指导意义。从小我是看着绍兴地区的雨长大的。
   我故乡的雨绝不逊色于南美洲的雨。将来总有一天我要把故乡的雨一场一场地写出来。
    在我近乎于惟美主义的观照中，钱塘江决堤了，许多地方成了一片汪洋。电视屏幕上有人在污泥烂水中面目不清，有人立于干净处指手划脚说三道四；电视屏幕外肯定有许多人遇到了麻烦，甚至是灾难。因此我对雨的感情是复杂的。在历史象阴郁的天空笼罩着的充满戏剧性的大地上，雨中产生过多少孤寂、期待和绝望，又产生过多少歌唱、情爱与抗争。简单地赞美雨是幼稚的，绝对地批判雨又是鲁莽的。
    现在。拜物教的雨下个不停，因此本文的任务不可能停留于对自然现象进行写景状物。拜物教的雨，密集不断，交替轮回，它可能得逞于一时，也可能得逞到永远。它象被毒化的汉语一样渗透到了我们的一切器具和细胞中。我们手中有一把伞，似乎并不适合于作出成功的遮挡。正如洪水泛滥时，《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并不适合于《道德经》中的人民；正如西半球的太阳恰好证实了东半球的黑夜。我们该怎么办呢?
    窗外的雨总有停的一天，但拜物教的雨看样子是永远停不下来了。索性不去管它，但不问不管难道会是我的性格?显然不是的。天问如闪电，会有人从“雨水”中猛醒，这应是诗人应有的姿态。
    很久以前，我制造过一把伞，这把伞有着相当的伸缩性，小到只遮护我一人，大到兼容数人，当然都必须是我喜爱的人，我们共同撑着这把伞走向正被风雨吹打着的许多地方。这是实际情形。并非不想制造出一把兼容天下的伞。但这只是当年的想象，或许是永远的想象。
    当年的这种伞形的少年情怀，狭隘而美好，充盈而短缺，但成长是它的趋势。这种趋势构成我早期抒情诗的品质，形式或风格。时至今日，尽管我的早期抒情诗由于丢失过半，很难再站出来有力地支持我的这一有关“伞形”的说法，但那种品质并未随之丢失，它们得以保留、持续，并且生成为稍为丰富的形象，就象一把伞在需要停留的时候生成为一棵大树，而这棵树在需要出走时又变成了一把枝叶繁茂有花有鸟的大伞。
    但质的飞跃，那种期待已久的突变、巨变仍然没有出现。而漫长的渐变简直成了诗人不堪忍受的耻辱。
    稍可肯定的是，这样的诗人，这样的走下来，曾经吸引过不少天真的人。诗歌首先吸引的就是天真的人，哪旧这天真的人是个老者；诗歌首先拒斥的是世故的人，哪怕这世故者是个少儿。
    当然，拒斥有可能正是抒情诗的暗伤。由于拜物教的雨绵绵不绝，诗人愤怒的视角或许有待于修正、调整。诗人愤怒的眼睛究竟发现了怎样的当下世界的真相?天真者是罕见的，而世故者，包括世故的少男少女已经泛滥成灾。
    该怎么办呢?当今发达的技术，膨胀的金钱欲，短视而混乱的人生观，冷漠而投机的伦理格局又促使天真与世故这两者的分化与力量对比更为殊异。诗人已经吸引不了几个人了。因为绝大多数的世故者(无论老中青少幼)他们尊重的是有权力的、有金钱势力的人，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尊重诗人了。人类纯正的灵性、德性、想象力和创建力，对他们而言是多余的。总之，他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是懒惰者、怯懦者，而表面比的安宁与富足又更深地鼓励了他们的懒惰与怯懦，以致于这两者成为他们生命中深刻的本质。其实他们是压根儿没有走上追求真理的道路。与诗人所奢望的恰好相反，在错误的、荒谬的，甚至是完全罪恶的道路上，他们却是勤奋不已，勇猛非凡的人。这样的毫无诗歌精神的大众难道不是滋生恶势力的温床?这几乎是事实，但请诗人稍稍息怒。
    回过头来想想，难道诗人就没有责任了吗?诗人果真能一劳永逸、百分之百地纯粹、正确码?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诗人如果不能象郭尔克戈尔那样进行无限反思，也应当对自我有个阶段性的检讨，尤其是于“伞形”的抒情诗人而言更为必要。但自我反思要避免囿于自救，自尊自爱不可退化为自迷自恋，否则诗人的天赋与使命极容易被贬损。
    因此接下来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诗人主观的天平要不要向大量的世故者作出倾斜?诗人能不能在迫不得已时抛出拯救的诱饵?也就是说，诗人应不应当拥有双重智慧?即艾略特在论述歌德时所区分出来的“精神的智慧”和“世故的智慧”。因为世故者并不是完全不可救赎的。
    承认这一点，对诗人而言肯定是痛苦的。但在今天看来，这“痛苦”又是多么必要。为了诗歌继续作用于我们这个世界。其理由是，“天真”与“世故”并不是绝对的，它们彼此可以在转换、互补中产生蜕变，最终在理解力上，达成一个积极的适中状态。
    这是可能的吗?如果可能，它需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赢得这个可能性呢?根据上述观点，诗人是否已经可以把原有的那把伞给；悬置起来了呢?又用什么来替代这把伞?仅仅是替代吗?为什么诗人还不能完全息怒?为什么诗人总要把某些事物逼到绝路上去？
    看来仍然有必要强调如下事实：在拜物教的雨下个不停的今天，诗人手中的这把伞尽管神奇，但其作用只能作用于诗人自身了；其形象则更显得被动、尴尬。诗人以外的人们已经根本不需要诗人之伞的“养护”。他们正心甘情愿地、甚至是赤膊上阵置身于这场盛大的拜物教雨的洗礼。不管这种雨其结局是引发人类精神生活的灭顶之灾。经常地，诗人本身也已被这场盛大的雨打湿裤脚，甚至全身湿透。尽管诗人不是，或是不那么心甘情愿。但真正的诗人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制约人类精神生活的灭顶之灾。
    前面我已经说过，作为早期抒情诗人，我曾经制造过一把似有若无的伞。这把伞带着青春的形象，有花有鸟的树的形象，伴着自己所喜爱的人走过了许多正被风雨吹打着的地方。
    但是现在，该是完全息怒的时候了。猛醒的姿态已经出现了一半，几乎象海面上正在升起的大鲸的脊背。这里插上一句，此文中所使用的比喻无论多么拙劣，但我的直觉和意志是明确的：我已不愿只停留在原有的那种伞形的状态中了，因为一把伞，无论多么优雅美好，但由于其体积和容量的局限，反衬出了它的排斥性的无边际。一把伞的形象具有太强烈的“私有制”色彩了，而“私有制”是有悖于生命的扩大与完善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可以毫不留恋地抛弃这把伞了呢?
    也就是说，抒情诗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爱、憎、喜、忧是建立在感受和认知的偏面性或个性上的，它不可能具有史诗所体现出来的基于完整的洞察而对人类怀有的普遍的悲悯与警示。
    事实已经充分显示，被抒情诗排斥的，往往在史诗中得以融汇贯通。抒情诗往往只单纯地体现“精神的智慧”，而史诗则必然地无一例外地体现出双重智慧：即“精神”与“世故”这两种智慧的亲和而不是等同。
    史诗中所揭示的真理因其巨大而持久的现实承受力而真正地具有改造民族性，构成历史记忆和传统习俗的功能。换句话说，史诗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垫基，或是承上启下、里应外合的必由之道，它的神力在于它能够激活所有物质中的积极属性。而抒情诗所带来的临时性感动却极容易被世故者迅速消解。
    诗歌吸引天真者这理所当然是诗歌的份内之事，然而化世故为天真却是诗歌的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只有通过史诗中那伟大的“世故性”来完成。可是，我们民族的史诗又在哪里呢?何时才能产生呢?那种对人类命运不饱含忧患、不进行深思熟虑、只满足于类似于条件反射般的即兴诗人是可疑的。倘若不猛醒，“万物无以生，将恐灭”。
    我没有理由否定所有抒情诗，何况某些抒情诗具有史诗品质，具有史诗品质的抒情诗与其说象一把伞，不如说是一团火，更不如说是一把伞下的一团火。伞遮挡着雨，火蒸发着雨。但“雨水”太强大了。抒情诗人手中的这把伞究竟还能打多久?
    对于下个不停的“拜物教雨”及其它更严酷的雨，现在我们有必要直奔我们的目的——如果我们至今还不能认真地去思考史诗，如果至今还不能致力于去创造出一个强大的太阳，那么打伞的诗人再多，也将于世无补。因为抒情诗呈现的是尚未完全解放的命运，它的快乐往往是从屈辱中获得。
    无须动怒，但有必要恢复激情。必须致力于去创造出一个太阳，一个无与伦比的永不落的太阳照耀着、蒸晒着永不停止的诸多险恶之雨，至少要把这样那样的“雨”蒸发掉一半或一半以上。以便从“灭顶之灾”的诅咒中传出颂歌的旋律。
    这太阳，这永不落的太阳，就是我前面谈起的史诗，也是荷马、但丁、歌德、莎士比亚……或许，还有老子、杜甫、鲁迅……或许，它是一盘散沙似的星星全部团结在一起，它是人类和宇宙致力于共创未来的抵抗力量。
   
   
   
   
   
   
   
   
   
   
   
   
   
   
   
    (1997年7月10日夜暴雨中)